纪录片《时代 我》展现舒淇的另一面

       生于台湾，成名于香港，在内地登上事业的巅峰，舒淇在腾讯新闻出品的纪录片《时代 我》中，讲述了“女孩”从1976年到2020年的光阴故事。

      1976年，林立慧（舒淇原名）出生在台湾，家庭关系并不和谐，她每天战战兢兢地观察父母的脸色，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打。1996年的香港，《甜蜜蜜》《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古惑仔3之只手遮天》《食神》等电影陆续上映，令人至今难忘，初出茅庐的舒淇在第二年斩获了人生中第一个最佳女配和最佳新人奖。2020年，编剧舒淇袒露创作剧本《女孩》的缘起和波折，说要写一个市面上没见过的故事。

童年的阴影，用人生阅历去治愈

      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舒淇的童年阴影，是自我疗愈的。

      听见爸妈回家的脚步声，小女孩林立慧就会害怕，在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原生家庭中长大，让舒淇格外敏感。不被偏爱、缺乏赞美的孩子，长大之后很难从心里真正的拥有自信和阳光，机车少女用叛逆博取关注，留下伤疤为证。

      舒淇问妈妈，侄女和自己小时候长得那么像，为什么自己小时候常常挨打，而侄女却收获满满的爱。舒淇妈妈吐槽因为她爱哭，所以才被“虐待”。有多少女孩的一生，都是在与母亲的和解中度过。因为童年阴影而不安的舒淇，用Hello Kitty治愈自己，就像好多女人喜欢用粉红色装饰自己的少女心。这些外表的盔甲，都是心灵的幌子，真正可以治愈不幸童年的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同理心。

      舒淇说，十多年前自己已经理解了父母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十多年前的舒淇已经在大风大浪中走过一遭。舒淇的妈妈回忆2005年女儿获奖时的情景，有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和隐隐的内疚，和所有与儿女缠斗一生，最后“举手投降”的父母无异。

商品化的演员，掉水里没有摄影机重要

      商业价值高的演员，在外界看来是时代的宠儿，他们总能站在风口浪尖，貌似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成为无数年轻人魂牵梦绕的所在。舒淇说，拍戏的时候自己和摄影机同时掉进水里，工作人员都跳下水，拼命去保护摄影机，而没人留意到自己。当所有人都以为强悍如舒淇一样的女演员，不会被任何外部的力量打败时，她偏偏在自己面前败下阵来。再刀枪不入的人，也有自己的软肋，何况是以感性著称的演员。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要活在众生之中，自己与他人（事）的比较、自我的认知，时刻在影响着情绪与未来的方向。如何能活得更快乐、更宽广，舒淇说，红过即满足，要自然而然的老去。

      去香港的第一年，舒淇听着某个女孩的哭声，给了自己五年的时间，立志达到叶玉卿的水平，否则就回台湾结婚，结果她成功了，却在拍摄侯孝贤导演的《最好的时光》时患上忧郁症。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演员，她甚至不敢面对侯孝贤导演，也坦言那时候的经历给自己留下了阴影。电影与演员的关系，本质是职场与社畜的关系，迷茫中坚持或者放弃，在到达一个高峰的同时，要时刻准备来自心理与生理的挑战。

从前有个女孩，她在写《女孩》

      “每个窄巷子里，好像都在抢着叫唤你伸出头，过来看看，移一移你的脚步，只要伸出个头来，就会意外的看见一些事情”，35岁的舒淇开始创作原创剧本《女孩》。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舒淇说这个类型在市面上很少见，这是她被商业化很多年之后的习惯性表达。曹雪芹写《红楼梦》是记录自己高开低走的人生。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或是感情幻想的寄托。他们都不是为了迎合市场或者日进斗金而写，而是为了记录、抒发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希望为自己平凡或者恢弘的一生，留下独特的时代注脚。

      《女孩》如舒淇自己所说，可以概括为“一个女孩的成长或者永恒的童年”，它或许是献给每一个童年不幸的女孩，告诉她们，如何在暴风骤雨之后与生活达成共识。设想，一个在一夜间就决定离家出走的女孩，在破旧的公寓社区里，感受着带有阴暗和不知所措的宁静，这种极度的不安、胆怯，可以引发多少的共情。当然，《女孩》中一定混入林立慧的某些片段，也有舒淇的喜怒哀乐，或真实或虚构，但都是诚实的表达。

      每个女孩，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一部《女孩》，在漫长的岁月中，照耀未来的路，与遍体鳞伤但高傲的自己说声辛苦，不念过去。

《时代 我》镜头下的舒淇 内外皆“素颜”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