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七寸”后，电信诈骗团伙贩卡手段像贩毒

　　本报记者毛鑫

　　涉案银行卡开卡量，从每周上千张锐减到几十张；一张银行卡卖到电信网络诈骗(下称“电诈”)团伙手中，价格上涨了近10倍；贩卡像贩毒一样费尽心思，例如把卡片藏在奶粉罐里运输出境……

　　2020年10月国务院联席办部署“断卡”行动以来，广东省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打击、整治、惩戒多管齐下，涉“两卡”犯罪出现明显拐点，电诈警情总数和涉诈“两卡”绝对数大幅下降，打击治理成效初显。

　　“任何一宗电诈犯罪，都离不开‘两卡’。”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副处长鲍良雄说，“断卡”就是打中了此类犯罪分子的“七寸”。  

　　300元购入银行卡，转手就卖3000元

　　“两卡”是一种广义的说法，主要包括通信类的手机卡、物联网卡，资金类的个人银行卡、对公账户及结算卡、非银行支付机构账户等。

　　2020年9月，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银行网点，开卡数量较多，且存在抱团开卡的情况，引起了警方注意。

　　办案民警经过排查，发现了一个在黄埔区、增城区及佛山、东莞一带活动的开卡售卡团伙。

　　该团伙有上级卡商、下级卡商、“卡农”(开卡人)、“卡农”看守人员等具体层级，以招聘兼职为幌子，大肆拉拢一些法律意识淡薄且急需用钱的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来广州办理银行卡，然后再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专门提供给犯罪团伙用于洗钱等违法活动。

　　2020年10月22日，广州警方统一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犯罪团伙，共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

　　据嫌疑人供述，主犯王某以1500元一套的价格，向卡商韩某收购银行卡。韩某通过小众通联软件或百度贴吧、QQ群发布招聘信息，以及在网吧现场招聘等方式拉拢中介人员，以300至600元不等的价格，诱使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卡农”，让其开通并提供银行卡“四件套”(银行卡、U盾及密码、手机卡、身份证)。

　　为确保新开卡能正常使用，该团伙雇佣10多人，将“卡农”暂时看管在小旅馆、小公寓内，便于王某、韩某等人进行银行卡网银登录及支付验证等操作。

　　验证成功后，王某、韩某等人再将“四件套”和绑定支付宝的手机，以3000元一套的价格出售给上级卡商。根据上级卡商的要求，在这些银行卡、支付宝接收诈骗赃款期间，“卡农”需要被继续看押，直到银行卡或支付宝使用完毕。

　　“利用买卖账户转移诈骗资金，已成为当前电诈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陈卫东说，上述案件中，一张银行卡300元购入，转手就卖3000元以上，堪称暴利。

　　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处长朱嘉伟说，实名非实人“两卡”的存在，极大地增大了打击难度，也滋生买卖、租售“两卡”的黑灰产业链条。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两卡”违法犯罪产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手机卡为例，开卡团伙想方设法办理尽可能多的新卡，待价而沽。带队团伙按照收卡团伙的要求，在各类QQ群、微信群等发布收购信息，与开卡团伙交易后收取手机卡交给收卡团伙，后者再层层贩卖赚取差价。

　　2800多名涉案人员被禁用通信业务

　　2020年9月份，广东率先启动打击治理“两卡”专项工作，并被确定为全国试点。公安机关、人民银行、通信管理局等26个部门，开展联合打击、整治、惩戒。

　　截至今年1月6日，共铲除涉“两卡”犯罪窝点15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100人，累计排查关停高危电话号码232万余个、排查管控涉诈风险的个人银行账户530万余个，公开惩戒不良信用通信用户2873人……

　　“抓住了银行卡的问题，就能真正打到这些犯罪团伙的‘七寸’。”鲍良雄说。

　　依托厅际联席会议制度，26个部门打通壁垒，数据互通。据鲍良雄介绍，目前相关数据已经初步整合。此外，警银加强合作，由银行安排专人常驻公安机关，全面梳理排查异常开户线索，推动大数据建模。目前已从存量银行账户中发现了580万个高危潜伏账户。

　　“这些涉‘两卡’犯罪的高危账户，目前已经纳入监管，实施只收不付、不收不付、停止非柜面功能等举措。”陈卫东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轮打击中，广东有2400多人因出售出租出借银行账户、个人银行卡等失信行为被惩戒。5年内，这批人只能使用现金消费，不能使用移动支付功能、不能注册支付宝账户和开通微信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