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施瓦茨

　　回忆施瓦茨

　　文/金弢

　　发于2021.5.3总第994期《中国新闻周刊》

　　恩斯特·施瓦茨 (Ernst Schwarz，1916年8月6日~2003年9月6日)，是奥地利及德语国家遐迩闻名的汉学家。他虽是奥地利人，但常年卜居东德，频频往返于德、奥之间。  

　　1988年4月初，为节省国家外汇，我受命同时担任中国两个作家访欧代表团的翻译，一个是《白毛女》编剧杨润身率领的出访民主德国团，另一个是相隔两日由作协资深领导康濯带领的出访奥地利作家团。按计划，前一个团返航后，我需独自从东柏林飞维也纳，接后一个团。

　　这次出访安排使我有机会再次见到施瓦茨。我们第一次邂逅是在几年前洪堡大学汉学院举办的一次中国文学座谈会上，会议由另一位民主德国的汉学家梅薏华教授主持，会上施瓦茨跟我一见如故。

　　此后我多次出访东德，施瓦茨每次都定会设法与我见面。这次访问东德结束前，我将自己的行程辗转透露给施瓦茨，意思是，他若近日去维也纳，可以和我搭伴而行，我们一拍即合。目送访东德中国作家团登机后，为了避免同一天从东柏林直奔维也纳的长途劳顿，我和施瓦茨离开机场直接前往离捷克很近的德累斯顿，穿越半个东德，以减短第二天的维也纳行程。

　　我们从德累斯顿一早出发，行车八九个钟头，傍晚才抵达施瓦茨的家。

　　途中，他滔滔不绝，话题从“二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迫害犹太人开始，一直讲到与兄长相依为命，流亡上海的经历。施瓦茨是犹太后裔，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跟整个以色列民族一样，他非常感激中国对他的救命之恩。

　　他反复说，若当年没有中国伸出人道的援助之手，他也许就没有今天；出于对中国的感恩之情，流亡上海时他就决心要学中文，以便将来向欧洲译荐中国的文化、文学，这在他的余生之年如愿以偿。

　　上世纪70年代施瓦茨翻译出版的 《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叶他多年翻译生涯中，一部最主要的经典译作。对老子的翻译，作为外国学者，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其人生理念的融会贯通，《道德经》中许多概念富有哲理、极为隐晦、且颇具悖理，加之原著中往往不易读出此类概念的时空界定、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解和正确把握，要翻译成功，仅拘泥于文字的粗浅表层，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无法自圆其说。在这一点上，施瓦茨不同于他的译家前辈，能得以脱颖而出，与他常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不无关联，他是一位跟我们能脱口说出“洋泾浜”“吊膀子”的中国通。

　　正是基于在上海的经历，他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好感。他解释，这是为什么“二战”后，当出现东、西德分裂，他择居东德的原因。施瓦茨还说，除了翻译，他一直想报答中国，希望能为中国的德语教学作一点贡献，这就是他后来去了杭州大学教德语的动机所在。

　　也是因为通过学习汉语，他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了解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他说正因中国文字、文化的伟大，他学来茅塞顿开，觉得学好了中文，他将有一辈子完成不了的事业。

　　抵达维也纳的当晚，施瓦茨执意要我留宿他家，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女主人”艾娃，两口子接下去就是我们团的全程陪同。晚餐时，他岳母风趣地对我说：“一见面我就想称您教授。”我连忙说我只念了研究生，连博士都还没读呢。老人家回应我：“欧洲的博士须经过严格的国家考核，而教授可以任意封冕。”我顿觉学问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