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人画，走进中国艺术的精神空间

沈周《京江送别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新书访谈录】　

　　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著有《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南画十六观》《中国美学十五讲》等。

　　绘画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气质

　　光明悦读：“文人画的真性”这套书一共16册，在“文人画”这个主题下，从元代的黄公望等到清初的八大山人，共选择了16位文人画画家进行分册解读，但这16人里没有苏轼、米芾、赵孟頫等，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来选择这16位画家的？

　　朱良志：在我看来，中国从汉代以来，在艺术上有两大发展阶段，以五代到北宋时期为节点，在这之前可以称为“汉唐气象”，强调一种大的气度，注重外在的拓展、形式的完满。中唐五代到北宋，直至元代，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势，可以称为“宋元境界”，艺术向精致玲珑、向内在觉悟方向发展。

　　很多年前我写了《南画十六观》，当时是为了考察文人画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我不是写文人画史，我抓住了一个统摄的观念，就是文人画的真性，来谈绘画内在的发展变化。什么叫真性？就是要表现人的独特生命感觉，也就是说画家画画，并不是你让我画什么我就画什么，不是服务于外在需要，如表现英雄，或者是功德宣喻、历史劝诫等，而是在于通过绘画这种媒介，来表达自己内在的感觉。这样的传统在唐代王维时基本开启，但真正形成风气是北宋时期苏轼、米芾、李公麟等，他们提倡士夫气、文人气。

　　元代尝试融合南北文化，对南宋文化的融汇、吸纳达到了一定的厚度，形成了特别突出的风格，出现了不少一流大师，如我们今天称之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等。我为什么从元代写起，主要还是考虑到艺术内在的变化，中国画怎样寻求新的突破，用艺术来表达人的真实生命感受，这个转折主要发生在元代。北宋时期是建立规模法式的时期，像董源、巨然、郭熙、李成等，树立了北宋全景式山水范式，建立了一套中国山水画的话语体系，到了元代“宋元境界”形成趋势后，中国艺术触及关于存在、关于人生价值意义以及如何超越时间、历史等关键性问题。

　　“宋元境界”强调内在生命的感悟。艺术家们感觉到，外在的大叙述固然重要，但是这种大叙述还是要转换成内在小叙述，转换成人直接的生命感悟。所以我就从“真性”这个角度出发去写这套书，如何表现“真性”——真实的生命感觉，不仅是元明清以来艺术面对的课题，也是今人面对的课题。

　　我从黄公望开始写，并没有写赵孟頫，主要还是考虑到理论上的相关度，书的侧重点是内在观念性的转变，不是艺术史地位的选择。元代我选了三个人，黄公望、倪瓒和吴镇，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丰富文人画发展的不同趋向。黄公望是个道教中人，三教圆融强调艺术能够突破知识的限制，就像《富春山居图》中浑然一体的精神，这实际上是中国艺术乃至中国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光明悦读：您在《南画十六观》的基础上，重新出版了“文人画的真性”16册书，做了哪些重要的修订和增补？

　　朱良志：文字方面我做了一些增删，文献方面做了补充。为了做到图文阅读，绘画图片方面，做了2/3左右的补充。另外，我在文字上也做了一些推敲，加强可读性，更注意每本书的独立完整性。

　　光明悦读：除了《南画十六观》，这些年，您还著有《中国美学十五讲》《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等著作，美学是艺术哲学，您从事中国哲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诗歌、绘画、音乐、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中，为何专注于绘画，特别是“文人画”作为您哲学研究的切入点？

　　朱良志：我认为绘画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是比较特别的。如园林，西方园林设计者主要是建筑学家，而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园林设计者是画家，像张南垣、石涛、计成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绘画是决定中国艺术气质的独特形式。

　　中国艺术在唐代以后的发展，从大方向看，是以诗为基础的，同时又多取资于绘画，就像我们讲的“诗画结合”“诗画一体”。绘画本来是受书法影响的，汉字最早是象形的文字画，绘画性潜藏在它中间。书法这种以笔墨为基础、具有强烈绘画性的艺术，影响和制约了绘画的发展。绘画融合了诗性，把哲学、文学等对世界独特的理解沉淀到它的视觉空间中，反过来又对书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其他艺术形式，如中国的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盆景艺术、篆刻艺术，包括瓷器制作等等，无不以绘画为一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