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歌唱响在新时代的春天里

　　【新春走基层·品年味说变化】

　　2月5日，记者来到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紫芙社区，看望90岁的白茆山歌歌手、吴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陆瑞英。“快进来，下雨了！”尚未进门，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随即，一位体态微胖、满面红光的老太太迎上前来——她就是在常熟四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山歌“金嗓子”陆瑞英。如久别重逢般，我们自然而然聊起她唱了一辈子的山歌。  

　　吴歌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典型代表为白茆山歌、芦墟山歌、河阳山歌。江南鱼米之乡有如沃土，一代代山歌手拔节生长，吴歌唱响在田野里、舞台上，并多次走进高校、中南海等大雅之堂，为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多方呵护下，有如天籁自鸣的吴歌，唱响在新时代的春天里。

　　来自土地深处的歌声

　　顾颉刚《吴歌小史》中说：“吴歌最早起于何时，我们不甚清楚，但也不会比《诗经》更迟。”

　　生在歌乡，从小听祖父辈唱山歌、讲故事，这是山歌手们普遍的成长环境。

　　陆瑞英从六岁起跟着祖母纺纱织布。纺车转了，祖母的山歌、故事开场了。大鲇鱼相助开通白茆塘、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陆瑞英夜夜听祖母唱山歌，肚子里积累了大量山歌和民间故事。

　　等到陆瑞英13岁的时候，农忙季节，同村的叔叔伯伯带着她去外村打短工。下田了就开始唱山歌，最长的《盘螃蟹》，从一只螃蟹盘到七十二只螃蟹，要盘五六个小时。“唱唱山歌散散心”，唱歌减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劳累感，一天的田里生活也就很快过去了。

　　唱山歌最热闹的场景当属对歌，对歌活动通常在夏秋之际的农闲季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的《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一书中提到，“到了对山歌的约定日子，一河两岸人头攒动，河里挤满了船……”“台上台下，岸上水面，你唱我和，尽情高歌。”

　　陆瑞英家后面，就是昔日热闹的对歌主场——白茆塘。她告诉记者，对歌主要是选定歌手和军师。军师也是山歌高手，他们未必唱得最好，但有立地编歌的高强本领。等到老歌对光了，军师就派用场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新编山歌提示歌手，突然掼出来为难对方。这时候文化再高也没有用，要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对方的军师赶紧根据问题找答案，然后编成押韵的歌叫歌手再唱回去。

　　本传山歌为后人保存了长篇山歌。记者在张家港凤凰镇的河阳山歌馆看到一只做工精致的小木箱，分上下两层，每一层又有好几格。上层放笔墨纸张，下层放山歌本，还可以放干粮。这只小木箱在当地叫“小巾箱”。对山歌结束后，不论输赢，接下来就是传歌，相互抄歌。很多长篇山歌都是在这种时候得以传承的。

　　生活中不光是劳动，还有精神世界的展示部分。吴歌中最具艺术性的是爱情歌曲，历来被研究者关注。其中尤以芦墟山歌收藏的《五姑娘》最为著名，传唱久远。这是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了长工徐阿天和地主的妹妹五姑娘的凄美爱情故事。在当地，也有不少唱着山歌终成眷属的美满爱情故事。结婚后，他们一起生活、劳作、唱山歌，同时，又把自己钟爱的山歌传给儿孙。千年吴歌，靠着家族间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多渠道传承

　　吴歌不光积淀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在契合时代需求，努力调整自己。白茆山歌学会会长邹养鹤告诉记者，只有跟着时代走，改变一成不变的思路，吴歌才能焕发生命力。

　　陈泳超认为，苏南城镇化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原先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田间劳作越来越罕见，传统山歌失去了原生态的生存阵地。因此，舞台化将成为白茆山歌等吴歌必然的存在形式。

　　朝着现代合唱的方向，吴歌正在探索创编多声部的新山歌。如：常熟市文化馆的冯雁原创的《舂米歌》；河阳山歌所在的凤凰镇组织专业编剧，先后创作了《嫂娘》《永远的拐杖》《肖家巷里喜事多》等新编河阳山歌剧；吴江区黎里镇文化体育站非遗负责人杨敬伟把《五姑娘》改编成二声部、三声部和五声部，以便适合多种场合的演唱。这些新山歌呈现出立体的表现形式，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

　　吴歌最好的传承方式是进校园。十几年来，一大批山歌手走进中小学校园，口口相传这门古老的艺术，其中凤凰镇还编写了河阳山歌进校园的乡土教材。

　　山歌讲究的是原生态发声，强调本嗓演唱。吴歌进校园的授课者，除了本地的知名山歌手，更多的依赖音乐教师。师范专业毕业的音乐教师，多数采用美声唱法。所以，杨敬伟经常亲自出马，采用先唱新编山歌激发兴趣，再用传统山歌纠正发声、正本清源，老师在边上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