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潘岳部长的《欧洲蛮族入侵与中国五胡入华》一文立意高远、视野宏大、思想深邃、资料翔实、言简意赅。文章通过梳理、比较公元300年到600多年间东西方历史发展脉络，呈现了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多元的大一统体系。

　　第一，无论哪个民族问鼎称尊，都以中华正统自居，都致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文章通过大量史实揭示了魏晋南北朝如何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呈现了400年五族入华，完成了版图制度和社会的“大统一”；阐释了中国的五胡十六个政权不是族群隔离“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混一天下”。该文并不认同传统史学界的“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的观点；而是认为“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作者认为，北魏孝文帝“‘着汉衣’、‘改礼仪’”，创新性发展了诸如“均田制”、“三长制”等巩固中央集权基层治理，带动整个北方社会大融合。“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文章通过大量史实说明，古代中国人没有基于血脉和习俗的“华夷之别”，而有制度和文化的“华夷一体”。魏晋南北朝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绝不仅是礼仪风俗，其精髓在于如何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

　　魏晋南北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明，经三百年不停歇地族群混居，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正如作者所说，“‘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而是继承“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的“大一统汉制”；“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

　　可以说，中国人的“统一秩序”的“大一统”天下观，经由魏晋南北朝的接续发展，不仅建立了超级稳定的大一统隋唐国家共同体，而且发展了儒释道合一的中华文明。这些论述表明，中华民族形成史，是以秦汉奠定的“一统天下”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价值观为统领，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

　　第二，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对西方族群国家的超越。

　　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与“五胡”“汉化”不同，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是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欧洲蛮族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西欧蛮族攻破罗马帝国后建立的若干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

　　比如，哥特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而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防止哥特人的勇武精神被罗马文化腐蚀，建立了“平行社会”。随后，法兰克在兼并其他蛮族王国的统一过程中，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将基层自治推到极端，“日耳曼各王国独立分散，不追求彼此融合，形成了多中心格局”。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

　　魏晋南北朝与欧洲蛮族的政治社会治理的差异，再一次说明中西方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差异：“统”与“分”的差异。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中世纪的欧洲陷入了频繁的战争，因此，尽管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有过查理曼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君主，但始终没有使欧洲成为统一的国家。

　　第三，欧洲学者将“封建社会”和“弱国家”放大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规律，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尽管发生过多次割据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西方世界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疑惑就是中国何以能够将一个民族多元、文化多样的国家维持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纵观世界史，与中国并列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曾是世界文明古国，但在滚滚历史长河中，都最终消失或者没落了，只有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像中国一样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在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大致的疆域内，多个民族共同认同、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