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麦家：我愿意拿今天的一切去换一个快乐童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7.5总第1002期《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我也是个孤独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童年对你这一生以及你的写作影响很大，你说过很多次，小的时候非常孤独，喜欢写日记，现在你还孤独吗？  

　　麦家：孤独。我觉得孤独对我来说，好像是我内心的一个记号一样，现在我也是个孤独的人。别看我好像经常在人堆里面，包括此时，我想你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放松，为什么你不放松？是因为我不放松。

　　我害怕见生人，我觉得这种性格肯定是跟我的童年有关系，就一直处于那种比较紧张、拘谨的状态，算是童年的一种后遗症，我为什么写日记，也是因为孤独。人在年少的时候是特别渴望沟通的，孩子们都是这样，不仅仅是我，也不仅仅是我们那一代人，今天的孩子依然有强烈的表达欲。当这些欲望被阻断，没人跟我交流，也没有表达的地方，我肯定会自己去找，就像一棵树一样的，没有地方生长，它从石头缝里也要钻出来。我觉得日记就是一种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交流渠道，自我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童年那一段经历很痛苦，但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你？

　　麦家：就是因为童年的原因，我对人生没有享受的感觉，我一直在忍受。甚至跟外界的关系通道建立不起来，人始终是一种困守状态，为自己所困，也是为外人所困，这种情况下的人并不爱自己，不会爱自己谈何去爱别人呢，是不是？

　　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受困的感觉是好事，因为你是一只困兽，你内心的感受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病态的，越病态的东西越艺术。就是看这个世界，看他人，看世界万象，有不同的视角。视角不同，形态不一样，表达出来这才是艺术。因为家庭因为童年的原因，确实我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其实也是有幸，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我特别容易亲近文字，12岁就开始写日记，一写就写了一辈子，我最后不得不像戒烟一样戒掉它。

　　中国新闻周刊：写日记又不是不良嗜好，为什么要戒？

　　麦家：因为日记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符号，一方面它帮助了我，帮助我解决年少的孤独，但同时，写日记本身又暗示我那个病态的自己，因为那是我在病态的时候找到的一种病态的方式拯救自己。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从来不认为我写日记是一件健康的事情，虽然它帮助我健康，但它本身并不健康，所以我一直想把它戒掉。直到1997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都已经三十好几了，看着新生命我才戒掉了写日记的习惯。当然现在也会写一点日记，但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是有宿命的，童年的心酸、孤独，给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但它确实帮助了我成为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么不快乐，那这些年生活中什么事能让你快乐？

　　麦家：总的来说没有事让我快乐，快乐在我身上、在我心里很容易被打击，转瞬即逝。我所谓的乐点特别高，但是那种烦恼苦恼的点特别低，似乎苦恼是一直存在着的。你别看我在外面还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其实内心一直在自己忍受，只不过尽量不表达，不表现。

　　“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你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是在1991年，那时候整个80年代的文学热潮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大潮，这个时候你开始写这个小说，而且坚持了11年，这11年当中肯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

　　麦家：按照正常的写作，一个人在这种喧嚣时代面前不可能坚持11年去写一个东西。我一直坚持，一方面，我在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多选择，写作是童年带给我的一种身体记忆，别无选择，它就是我打发闲暇、安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它已经长在我身体里。另外，我写作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名利心，它就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是带着名利心写作，我想一个人不可能经受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一转眼整个青春都没有了。我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锻炼身体一样的，是我的一种生活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一旦要走向创作，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动力，需要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推动持续的写作。除了本身有这种欲望，我觉得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对这个世间的某一种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深切的爱。单单对一个人都不行，这种不会持续，只有对某一个整体有强烈的爱或者恨的时候，人才会去进行创作。比方说，为什么民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作家爆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有深切的爱也有痛彻心扉的恨，所以有强烈的表达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