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 击筑而歌——“沛筑”的前世今生

　　筑是我国本土最古老的击弦乐器。据文献载，早在先秦时期筑就存在了。《战国策》卷八《齐一》曾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描绘了战国时期城市的繁荣，以及“筑”这种乐器在百姓娱乐生活中的使用。《史记·刺客列传》载“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其中高渐离击筑的故事随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而广为人知，展现了古时“筑”的人文风姿。  

　　两千多年前，汉高祖刘邦击败淮南王黥布，在回长安途中过故乡沛，于是置酒设宴招待家乡父老，酒酣时自击筑，在此乐器的伴奏下唱起了那首千古绝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刘邦的“加持”之下，“筑”的社会地位随着皇室的重视和使用而得以提升，“沛筑”之名也随之远播。在汉初，沛筑常为歌舞乐伴奏，《西京杂记》中有多处描述“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且“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又曰“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另有“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之补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乐器的流变，此乐器渐趋难寻原貌，宋代以后逐步从宫廷隐退至民间，演变为轧筝、挫琴等不同形制的筑族乐器，其演奏形态也由最初的执竹尺“击”嬗变为“轧”，亦或曰“击轧并用”。

　　学者项阳曾在对汉画像石上的乐器图形做文物考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不同形制之筑族乐器在发声原理方面的差异。“这种筑形体较大，因之共鸣腔也较大，可以想象其发音也会较洪亮”，由此“刘邦酒酣击筑唱《大风歌》时才会‘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我们说形体细小的楚之筑很难想象有这样的效果。”

　　基于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物考据，沛县民间工艺大师郝敬春先生历时近20年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从木材的选择、木料的加工、音律的考量、乐器形制和演奏方式以及文化寓意等各个层面，探索古乐器沛筑制造与发音的基本原理，依据祖传的制作手艺，构建出了沛筑当代文化生命体，不仅复原了沛筑的原貌，还取得了多项革新成果。

　　进入新时代，“沛筑”又走出国门，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友好使者。2014年，“沛筑”被作为国礼赠予比利时王后，续写了“沛筑”的新篇章。至此，沛筑不再只是一件古乐器，而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时代和平外交使者和凝聚着汉魂的代表名片。

　　社会的和谐发展，工艺与形制的与时俱进，为沛筑注入了充实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获得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两汉文化的发祥地，江苏沛县既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也是古乐器沛筑发源之地。从汉字、汉服，到汉乐府、汉赋，诸多汉文化元素共同滋养了沛筑得以辉煌的丰厚土壤。作为汉高祖龙兴之地，沛县的历史文化资源更是多姿多彩，除数千件汉代文物之外，歌风台、赤帝亭、汉城景区等标志性历史文化景点众多。古文献所载的名家群星闪耀，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古典文献学家刘向父子，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这些历史文化积淀为沛筑艺术的当代发展构建了深厚的原生文化环境，对沛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如此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语境的浸润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中华筑”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复兴筑”等相继应运而生。

　　其中，复兴筑外观的设计灵感来自高铁复兴号，筑体坐在刻有汉代元素的高架拱桥的筑架上，视觉上极为震撼，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代表着新时代中国速度和创新精神。它体型巨大，样式独持，音域宽，音量大，音色美，一身含有十多项创新发明。可双人同时演奏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也可快速转调。筑体的两端设计为龙头凤首，造型感极强，以红黄为镶嵌色勾勒出抽象的龙凤形态，寓意来自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呈祥”。

　　此乐器是在十三弦沛筑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成。其总长为365厘米，寓意一年365天，可周而复始永恒传承；弦数设计为56根，寓意华夏56个民族大团结，和谐共唱中国梦。筑背面刻有刘邦的《大风歌》篆书，采用汉代著名书法家蔡邕所书的碑文，筑体还附有汉代龙图腾，斫艺师的篆刻印章等。呈现为集诗词、书法、篆刻、名人信息、音响于一体的集成式载体，组合为一套气韵灵动的中国文化符号，生动展示了复兴筑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