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治疫知规律 隔离要招总为先

　　从北京历史上的疫情看防控措施的演进——

　　史上治疫知规律 隔离要招总为先

　　疫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伴随人类几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死于疫病的人数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天灾人祸的人数。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北京在金、元、明、清曾疫病频发，其中鼠疫、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等危害最大。我们纵向地回顾疫病应对史，是为了让读者对文明进步、社会完善持有信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因应当下。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  

　　都流行在春季

　　据《析津志》记载，金朝筑燕城，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颜亮一边让宫廷内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据《元史》记载，元大都发生过三次大的瘟疫。第一次在皇庆二年(1313年)；第二次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第三次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书中说：“京师大饥疫……，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可见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明代北京地区发生过瘟疫的有12个年份，位置上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对疫情的重视。

　　明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华中地区发生大规模瘟疫。《明神宗实录》载：“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亡甚众。”《通州志》则称：“万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这场瘟疫史称“大头瘟”，又称“大头风”，其特征是病人头面红肿，发热，且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发生疫情，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

　　明天启七年(1627年)及崇祯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对染病者予以隔离。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时，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离间，于寺院、于空室，不与人近，以避染之”。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出现疫情，夏燮在《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抱阳生所编《甲申朝事小计》称：“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此可见当时疫情势态极其严重，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此疫情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当大瘟疫到来时，民众十分恐惧，很多被传染者，不去医治，而请萨满巫师到家里，为患者跳神治病。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都流行在春季，最早为正月，最晚到五月，也就是说，公历2月到6月之间。因此瘟疫流行时间，很值得注意。当然，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有，但不多见。

　　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

　　虽用了明代名医张景岳

　　的方法，仍“莫能疗”

　　清代发生瘟疫有17个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实际上，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朝定都北京后采取对患痘者进行隔离的措施。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发生天花。当时连宫里也出现疫情，孝庄文皇后急忙令人将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庙中隔离，“百日之内不得入宫，日观其恙，三日一报。”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是患天花而死，年仅二十四岁。

　　康熙幼年，为防天花，被隔离在福佑宫。康熙大约从三岁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寻找医治痘疹的大夫，得到二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纯嘏和陈添祥，为皇子皇孙接种痘疹疫苗使皇子皇孙们的痘疹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同在康熙二十年，热河木兰围场开始兴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兴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范痘症等传染病在蒙古、西藏地区的流行。因为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而中原地带，人烟稠密。他们到北京水土不服，受感染的机会较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朝觐，可以减少传染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