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葡萄牙思考瘟疫

　　瘟疫如同战争，让人的经验变得贫乏；人的行为因为重复而丧失真切；人的情感光谱一边变得赤白，一边变得赤红；语言的现象与本质失去了原本普遍的黏着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没有战争对语言的毁灭来得彻底。因此，描述瘟疫之外的经验在这个时期犹如站在道德针尖上的天使，左顾右盼又不得不为之。  

　　按照原计划，来葡萄牙两周是为了给这边的学生做一个讲座，再完成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城市之旅，没想到，这两周最后变成了一次完整的病毒隔离期。更没想到，它更像是一次对自己温州籍贯的曲线脱离(脱温者？)，而这次成为重疫区的温州让“温州人的犹太化”又多了一层新的含义。

　　“鼠疫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下的瞬间。”加缪时而含情脉脉的叙述把瘟疫衬托得异常残酷，你有时候甚至想揪着他的领口质问，你为什么不向瘟疫和人祸直接表达愤怒，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刻展现对人在时空中的本质的思考，仿佛愤怒是唯一正当化的情绪。

　　我是先到的里斯本，原计划在这里逗留一天，然后去科英布拉大学讲课。这是我第五次来里斯本，这座层峦叠嶂的城市展现出的红瓦白墙、条纹石子路和大海从未让旅客失望。我在里斯本看了两个展览，一个是热罗尼莫斯修道院的临时展，关于“卢西塔尼亚的宗教”，展览入口放置着考古学家在葡萄牙挖掘出的拉丁文铭文，记录的是一个行省的祭司(Lucius Cornelius Bocchus)，同时也是奥古斯都第八军团的长官。他在罗马时期的里斯本(Olisipo)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被里斯本这座城市授予荣誉。

　　哲学化是在异常时期对人类智识和语言的保存。《佩雷拉的证词》的作者，旅居葡萄牙的意大利作家塔布齐安东尼奥·塔布齐(Antonio Tabucchi)言简意赅地解释了佩索阿的“不安”，意大利文叫incapacità verso la vita(对生活的无能)，是生活无数次的“万万没想到”引起的焦虑。加缪是对的，如果人的行为和情感没有一丝对未来的期待，那么在瘟疫时期，当下意味着无数次地重复无意义，无数次地体验对生活的无能。

　　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圣安东尼的诱惑》藏在里斯本的古典艺术博物馆，以博斯一如既往的强烈风格展现了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的《圣安东尼的一生》，地狱里的小鬼和恶魔是这位沙漠中的教父一生面对的诸多诱惑，安东尼的垂死、错愕、彷徨的表情都是北非修道院主义兴起的前奏(此刻我脑子里响起的是马斯奈的《泰伊思》)。

　　我们在面对瘟疫时期的图像时，再一次地遭遇了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所触及的问题：图像自身无法给出答案，对图像的解读需要语境。图像让我们遭遇了怎样的伦理困境？非疫区的人如何表达正在疫区受难的人的同情？实际上，我们在表达自己同情的同时，也宣告了我们的无能。

　　在去Santa Apolónia火车站的路上，路过萨拉马戈基金会，里面有一张萨拉马戈、桑塔格和布鲁姆的合影，桑塔格逝世于2004年，萨拉马戈2010年，布鲁姆2019年，早上醒来又惊闻乔治·史坦纳 (George Steiner)去世，在我喜欢的欧洲文化巨擘一一离世后，留下的是更安静的文本世界。

　　经验的贫乏导致我们想象力的贫乏。在和平时期，饱受思念之苦的人可以想象爱人在远方做些什么，可以交流各自吃到的美食，看过的电影和戏剧，也可以想象他或她在超市购物挑选心仪物品时的景象。瘟疫时期我们渐渐丧失了对远方爱人行为的想象力，进一步丧失了恋人脸庞的影像，甚至是过往和未来，因为过往对当下一无是处，未来被堵塞在当下。

　　从里斯本到科英布拉的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自称从德国“逃亡”到葡萄牙的中国人。他拥有葡萄牙签证，但在高收入的德国打工，后因签证过期申请德国难民证，难民证过期被发现又遣返回葡萄牙，现在他又千方百计想通过私家车返回德国。我们同路了九分钟，下车前他感叹了一句：四十岁了一无所有，到处逃亡，人生怎么这么难！

　　早年读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时，感到人类的文明是何等脆弱，制度、道德、文化、交往等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可在例外状态到来之际，它不堪一击的脆弱让人对这自欺欺人的文明的本质感到羞耻，抑或假装错愕，因为我们知道，例外即本质。

　　二姐在科英布拉读文学博士，所以我也跟着她读了许多葡语文学，包括巴西文学和非洲葡语文学。在几个月前定下这次行程时，二姐的导师便邀请我去他家晚餐(我们曾在罗马见过面)。疫情暴发后，我们一再试探他是否取消这次晚餐。老头子十分执拗，说自己还惧怕流感病毒？于是我们在蛏子饭、牛油果、释迦泥沙拉和波特酒之间，讨论了奥尔巴赫(Eric Auerbach)的伊斯坦布尔之旅以及世纪末的维也纳，今晚，他还要开车带我们去海边吃他最喜爱的名菜——血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