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里的蔡婆

　　元杂剧《窦娥冤》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位列我国十大悲剧之首；演艺界亦尊为艺术经典，多种剧种一直反复移植演出；研究者也一直对它怀有很浓的兴趣，几百年来长盛不衰，仅新时期就有200多篇论文；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之前我们解读《窦娥冤》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黑暗、官吏的贪赃枉法、地痞流氓的猖狂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等。近年来，人们讨论《窦娥冤》的证据和法理问题，并引发了一些争论。大家普遍认为，当时的审讯方式和没有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技术、实证科学研究传统与职业传统的支持，悲剧是必然的；也有人认为，对于借助鬼神来作为裁判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独立性。但是，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窦娥冤》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蔡婆，把她作为弱者看待而深深地同情她。实际上，蔡婆才是这个悲剧的起因。  

　　我们知道《窦娥冤》的第一个也是很关键的焦点是高利贷。楔子里说：“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显然剧作家也是将蔡婆放高利贷作为故事的起因。窦天章因为不愿错过三年一次的科举，不得已借蔡婆的高利贷；又因为还不上蔡婆的高利贷，才忍痛将女儿卖给蔡婆八岁的儿子作童养媳，所以才有后来的悲剧发生。

　　元代放高利贷是合法的，放贷者里有商人、军官等个人，也有书院、寺观等集体。由于利益诱人，所以放高利贷的风气很普遍。但元代高利贷的利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英宗时代修订的《大元通制》以及《明史·刑法志》上明确指出：“举贷于民者，取与俱罪之。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赢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诸典质，不设正库，不立信帖，违例取息者，禁之。”一本一息就是按借款金额的10%支付利息。但是我们看蔡婆的利息，是百分之二百，借二十两，要还四十两，这样的放贷明显违法。而且看上窦天章的女儿，提出作为交换要窦娥作童养媳，属于夺人女儿，连窦天章自己也说好似卖女儿一般。按照法律规定，罪上加罪，应该严惩。

　　不仅如此，蔡婆在道德上也有明显问题：当窦娥心疼她违心承认下毒以后，她采取默认态度，一言不发，和窦娥“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形成鲜明对比。轻易代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的婚事，说什么喜事冲冲的，而和张驴儿父亲厮混在一起。当蔡婆出现怀孕征兆的时候，如打呕、想吃羊肚汤等，客观上刺激了张驴儿，也给张驴儿提供了下毒的机会，所以蔡婆在法律上有罪，道德上有明显过错。

　　梼杌太守贪污受贿、严刑逼供，是案件的裁定者，也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张驴儿父子为非作歹、抢劫投毒，也是悲剧的参与者和制造者。梼杌太守接受张驴儿的贿赂，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固然在程序上、法理上有值得指责的地方，在证据上的处理也明显违法。

　　《元史·刑法志》说：“诸有毒之药，非医人辄相卖买，致伤人命者，买者卖者皆处死。不曾伤人者，各杖六十七，仍追至元钞一百两，与告人充赏。不通医术，制合伪药，于市井贷卖者，禁之。”作为毒死张驴儿父亲的毒药是哪里来的？按照元代的法律，需要搞清楚，致死人命，应该买者卖者皆处死，但是梼杌太守完全不问毒药的来源，直接判处窦娥死刑，明显贪赃枉法。

　　我国从西周开始实行秋决制度，但元代没有这样的讲究，而是规定及时处决，直到后期才规定需要有司推问。《新元史·刑法志》说：“宪宗时，世祖在潜邸。驻跸桓、抚二州，燕京断事官伊啰斡齐与布智儿等，一日杀二十八人……及即位，颁建元诏书内一款：凡犯罪至死者，如府州审问狱成，便行处断，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案牍繁冗，须臾断决，万一差误，人命至重，悔将何及。肤实哀之。今后凡有死刑，仰所在有司推问得实，具情事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抚司再行审复无疑，呈中书省奏闻，待报处决。中统四年，中书省奏准条画：鞠、勘罪囚，仰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同研问，不得转委通事、必阇赤人等推勘……”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处决犯人并没有时间规定，所以六月处决符合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