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三春烟火 就读懂了散落在历史中的岁时记

　　“岁时记”大概是古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最有力的明证了，是人间烟火里的诗。人们在元旦时“进屠苏酒”，立春需“彩仗驱牛”，清明则扫墓踏青……

　　后人在欣赏这一派田园风光时，往往看不到牧歌背后的苦衷。民以食为天，农作物的种植对季节把控有着严格的要求，唯有“不违农时”才能“谷不可胜食”。于是在农耕文明的“刚需”下，上古的“圣人”们不得不把观测到的重要岁时制度化成月令，要求百姓遵循。后人眼中诗意盎然的“东风解冻”“雷乃发声”等候应，在古人眼中一旦没有按时出现，往往预示着危险，于是在这些重要的岁时，人们自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禳灾祈福的仪式活动以求得五谷丰登、岁岁平安。

　　作为脱胎于自然规律的人间律法，月令有着酷凛的一面，这一倾向直到南北朝才有所改变。南朝梁时期，宗懔第一次以百姓的眼光观察起岁时节令，用《荆楚岁时记》如数家珍描述起这些时间节点的民风时俗——那些早已制度化的节日，由此才逐渐卸下礼法的重担，流露出温婉的一面。

　　岁时节令在本质上终究是社会需求的映射。在农耕色彩较强的时代，农人们试图在恰当的岁时用特定的活动体现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节日中的娱乐色彩便日渐明显。

　　岁时记里书写着文明史，而春天作为一年之始，更是岁时节令文化的集中体现。读懂了岁时记，就读懂了中华文明；而读懂了春天，就读懂了散落在历史中的一部部岁时记。

　　【魏晋岁时：春风料峭馀寒重】

　　立春贴 “宜春”是为了适应春季的展开，元宵祭蚕神是为了祈求蚕业顺遂。魏晋时期的岁时节令还相对朴素，人们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体脱离不了禳灾祈福，这背后也能折射出当时农人生活的艰辛

　　中国第一本岁时记诞生于南北朝并不是个偶然。五胡乱华后，中国陷入漫长的分裂期，衣冠士族的舞台也从天高地迥的中原转移至层峦叠嶂的江南。月令的森严色彩逐渐淡化，崇尚魏晋风骨的文人们更有可能从远离庙堂的视角来审视时间观念，于是便有了南朝梁官员宗懔在思乡之余创作的《荆楚岁时记》。他不知道，这一提笔，昭示了一个崭新体裁的诞生。

　　《荆楚岁时记》以时间为序，其开篇自然也要从元旦开始。在中国改用公历之前，“元旦”一直特指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庆祝活动尤为集中，《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

　　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讲究“过新年穿新衣”，这一习俗其实就能追溯到“长幼悉正衣冠”这六个字。不过，魏晋元旦风俗的“重头戏”倒不是穿衣戴帽，而是后面的“开春大宴”——这里的每一道菜品，都大有讲究。

　　椒柏酒是椒酒与柏酒的合称，分别用花椒、柏叶浸制。椒与柏在民间被认为是“玉衡星精”和“仙药”，能蠲除百病。桃汤是以桃树枝叶熬制成的汁，古人相信桃木能驱鬼，道士打醮亦常以桃木剑为法器，饮桃汤为的是“伏邪气，制百鬼”。因为王安石《元日》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句，屠苏酒可谓大名鼎鼎，其实“屠苏”指的是草屋，服虔《通俗文》言“屋平曰屠苏”，魏晋人会在屠苏中制药酒，据说在元旦“合家饮之”，能“不病瘟疫”。胶牙饧是用麦芽等原料制成的粘性软糖，《荆楚岁时记》猜测其意“胶牙者，盖以使其牢固不动”，自然是讨个牙齿健康的口彩。五辛盘其实就是春饼的雏形，取“葱、蒜、韭菜、芸薹、胡荽”五种辛辣之物，食之可以发散邪气、调动气血。敷于散和却鬼丸均为方剂，出自于葛洪《炼化篇》有驱邪避鬼的功效。“鸡子”即鸡蛋，早在东汉张仲景《张仲景方》中就有以鸡子、大豆等物以驱“恶气”的药方，作为日常食物，鸡子依然是辟瘟之物……可以看出，这顿“开春大宴”不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是饱含着避除疫疬的朴素愿望。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阖家平安、远离疾病困扰，食用种种“药膳”就成了元旦里自然而然的选择。

　　相对于“吃”，“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别富深意。古时礼法尊老，饮酒一向是长者为先，为何元旦饮酒却要从年轻者开始？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按语中如此解释：“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细品之余，竟有一丝时光逝去的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