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艺术更要有文化素养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一位明星指着自己的脚踝说“脚裸”；一位以“创作才子自居”的歌手把“尴尬”唱成“监介”；一位歌星在某档节目中被问“三国是哪三国”，竟然回答“刘备、张飞、关羽”；还有一位演员发微博喜欢“引经据典”，可经常错用成语、曲解原著。这样的尴尬场面屡见不鲜，“艺人没文化”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

　　为了从培养端提升进入“圈子”人员的文化素质，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艺术生的文化课成绩。2018年年底，教育部出台文件，规定自2019年开始，艺术生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不低于当地二本线的70%或75%，而2018年的要求是不低于当地二本线的65%。今年，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更是决定对部分专业采用高考文化课成绩直接录取，文化素质不再是艺考的“调味品”，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菜”。不管是从提升艺人自身素质的现实角度，还是从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长远角度，相关院校的改革措施都可谓正逢其时，而这反映了我们艺术人才培养观念的变革。

　　“讲艺术，不讲文化”的弊端逐渐显现

　　“文艺”一词，从字面意思看，就是文化和艺术，我们很难将艺术与文化完全分割开来，它们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其实，艺术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它是根植于文化的，只不过是通过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艺术的生动表现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来支撑。

　　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甚至一些家长中间，将文化课成绩与艺术课成绩、文化素质与艺术水平的关系对立起来，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艺术生能唱会跳、能画会演就行，语、数、外、理、化、生这些文化课没啥用。这在客观上导致从艺术院校到艺术生长期以来重专业课轻文化课，过去艺术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三四百分甚至二三百分就能上大学。

　　重艺术技能轻文化素养的弊端逐渐显现。笔者从事艺术教育多年，现实中很多“艺术苗子”虽然上了大学，可文化功底太差，毕业论文语言不通顺、错字连篇。一些学表演的学生，由于阅读积累太少，直接影响了台词功力，并且对一些剧本中的历史背景毫无概念，所以也就很难塑造好人物角色。这些文化素养偏低的艺术生，不要说开宗立派成为艺术家，就算普通的艺术工作往往也很难干得非常出色。此外，近年来娱乐圈频繁“爆雷”的吸毒、家暴、性侵等事件，关乎三观取向、道德品质、人格健全，不是艺术修养过于精湛的结果，恰恰是文化素养欠缺招致的恶果。

　　艺术就像是金字塔，塔基就是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讲艺术，不讲文化”“艺术与科学不可兼得”的偏颇，不仅是对艺术人才培养内涵的误读，更是对艺术与文化关系的误解。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相对论”，小提琴拉得也很好，音乐几乎成为他的第二职业。艺术家达·芬奇同时也是一位建筑师、数学家、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总之，艺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之间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相互促进，互通互鉴的。

　　文化修养的厚度决定艺术水准的高度

　　文化修养的厚度决定艺术水准的高度。人们常说，演戏演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和修养。众所周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我国著名的艺术殿堂，曾推出《雷雨》《龙须沟》《骆驼祥子》《蔡文姬》等艺术经典。北京人艺经典作品频出，跟一代代北京人艺演职人员深厚的文化修养密不可分。历史上，北京人艺的编剧郭沫若、老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院长曹禺、焦菊隐都兼有艺术家、学者双重身份，演员于是之、蓝天野也都是学者型演员。据蓝天野回忆，北京人艺人过去是有学习、开书单、艺术总结的传统的。时至今日，北京人艺仍延续着浓浓的读书风气，排练厅的墙上张贴着“做学者型的演员”的标语。

　　对从艺者个体而言，文化修养影响着感知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进而会影响艺术创造力。已故词作家阎肃，86版《西游记》歌词多数都是他写的。写《西游记》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时，前几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很快写了出来，可再往下就卡住了。阎肃在屋里来回溜达了两个星期，看到地毯上踩出的一道道印，一下子想起鲁迅小说《故乡》里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通过化用写出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既大气又耐听的歌词。阎肃从小熟读《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上学后又熟读了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书架占满了他家客厅整整一面墙，阅读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曾说：“我创作的剧本和歌词，从古典诗词和民间戏剧中汲取的营养难以计数。如果没有平时大量的阅读积累，临时抱佛脚肯定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