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认养的山西探索

　　不改变所有权，88处文物古建有了保护责任人

　　文物认养的山西探索(人民眼·文物保护利用)

　　引子

　　西海村头的龙王庙，殿中石像与壁画栩栩如生。

　　“10年前可不是这般模样。”回忆起当年龙王庙破败不堪的情景，时任山西曲沃县工商联主席的黄文生感慨不已，“屋檐上的杂草和垂下来的长柳纠缠，院内的物件，凡人力能搬运的难有幸免，连石墩子柱基也被撬走了。”

　　在曲沃县文物局动员下，黄文生认养龙王庙，成为全县第一个认养古建筑的人，而曲沃也由此成为山西第一个推行文物认养的县。

　　“不修，有些古建筑不出两三年就会塌了；修，又没那么多钱。”干了近30年文物保护工作，曲沃县文物局原局长孙永和心直口快，“当年对低级别文物尝试认养保护，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我国是文物资源大国，据普查统计，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近76.7万处。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近年来，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大幅递增，保护状况明显改善。但在一些市县，财力、人力不足与文物存量大、保护任务重的矛盾依然突出。文物大省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13405处，其余也需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保护状况。做好文物保护大文章，除了各级党委、政府支持，还需调动多方积极性。

　　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全面加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重要文件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2017年起，山西省在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3年来，全省88处文物古建被认养。坚持政府主导，着力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文物保护利用的动能和潜力正在释放。

　　缘起“四牌楼”

　　保护层级较低的普通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县级文物部门维护力量薄弱

　　曲沃县的文物认养，还得从18年前的“四牌楼”修缮说起。

　　这一年，曲沃县实施城镇路面拓宽工程，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四牌楼”成了一块“拦路石”。最初的方案是直接拆掉，一条马路笔直通过去。

　　“不能拆！”时任县文物局局长孙永和提出反对意见。最终，牌楼所在处建了一个交通转盘，“四牌楼”得以保留。

　　可事还没完，崭新的马路和“破破烂烂”的牌楼放在一起，反差强烈。县领导将了孙永和一军：“留是留下了，但你文物局能不能整出个样子来啊！”

　　孙永和何尝不想修，可修缮费用需要30万元，当时对文物局来说委实是笔巨款。

　　“那时县财政每年能给文物局的维护经费也就六七万元。手里钱少，得先干要紧的事。”孙永和回忆说。

　　经费不足，是基层文物保护部门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物保护级别一般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级负责文物保护结构。地方财力相对有限，资金保障则从国家到省到市再到县逐级递减，呈现‘倒金字塔形’。特别是位于‘塔底’的保护层级较低的普通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庞大，县级文物部门维护力量薄弱。”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处长白雪冰说，1995年到2005年，山西平均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为1000万元左右，这些资金大都给了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随后，投入资金逐年增多。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山西省文物保护的投入增加到每年3亿元，省财政增加到1.7亿元。与此同时，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在不断扩容，基层文物保护单位依然“喊渴”。

　　如今，已经退休的孙永和送孙子上学，每次都要经过“四牌楼”。精美的木楔结构、雕纹，依然让他陶醉。修楼的往事，也不时浮现脑海。

　　“那时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想怎么筹钱修缮。”思来想去，孙永和找到县长：“我不要你拨款，只要发个文……”一番力陈己见，促成县里发出了捐资修缮“四牌楼”的倡议书。

　　全县机关干部共捐了16.5万元，孙永和又发动文物局职工筹集了近5万元，可还有近10万元的缺口。

　　“当时，曲沃县的民营企业已有一定规模。我就琢磨，与其在这等‘接水’解资金之渴，不如插根管子到‘井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孙永和接触了几家企业。当时很多事业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家，听说要捐款修“四牌楼”，觉得是立德立行的好事，纷纷解囊。

　　“民营企业家也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加以适当激发，就能生发不小动力。”孙永和萌生在全县开展文物认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