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既源自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也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注重从中华文化发展传承的视角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进而深度把握其理论内涵。

　　一

　　费孝通曾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而民族自觉，首先是文化自觉，即不仅对中华文化有深刻认识，对中华文化发展方向有准确把握，还能主动担当起对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

　　文化符号在确立民族自觉的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汉语言文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中华大地存在地域差别，长期以来形成了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等七大方言区，但文字书写基本相同。“书同文”使得汉字起到了贯通古今、连接南北的一统功能。而且，汉字建立在图示符号基础之上，是先民对自然物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心灵注入并使自然界“物化”的过程。经历数千年，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心理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这里的“炎”“黄”“华”“夏”，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有着丰富的文化心理意义。

　　从字源上看，“炎”与“黄”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华”与“夏”比较晚，出现在西周。“炎”字上下两个“火”字，是因为炎部落是个崇火的游牧部落，炎帝姜姓，“以火德王”。“黄”的甲骨文为一个佩玉环的正立人形。上古玉璧，皆为至尊礼器，所以“黄帝”就是当时至尊礼天的权威。“炎帝”较早，在西；“黄帝”较晚，在中。后来两帝“阪泉之战”，黄帝胜出，炎帝败北，之后又逐步融合为“炎黄”。“华”部落大致是在山东半岛一带，因分支多而有“诸华”之称。“夏”的甲骨文出现在东周、春秋之际，《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夏，中国之人也”。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夏“有礼义之大”。当“炎黄华夏”用在一起，就形成了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称谓。后来各族又不断融入“炎黄华夏”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有其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认为，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在民族心理中凝结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和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换言之，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过程是族群文化符号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由族群内部传递、整合、固化的心理过程，一经形成就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思维特征与价值取向，规约着群体内部的思维和行为，并诉说着它的历史与文化。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具象”“比类”“自反”等思维特征，文化心理在代际发展的进程中凝结为“天人合一”“物我统一”等文化规律、“中庸”“礼”“仁”等文化品质、“崇德求善”等心理准则。这造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民族性格，以及追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秉持诚信、守则、求和的心理特征。

　　通常来说，民族文化心理传递着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特质。文化认同心理越是趋于“求稳”，民族文化认同感就越为强烈。钱穆曾提出，中华民族是信奉“和”的民族，“和”即是“和谐”，“和”的文化传递着“合”的精神。“合”的古汉字由食器与盖子组成，有闭合、合拢的意思，民族之合是自然规律，民族和谐亦是国家追求，中华民族的血液中自古流淌着和谐统一的文化认同的基因。伴随历史发展，“合”的意识不断加强并形成自觉，民族文化亦随之凝聚与沉淀，再通过文化符号的承载与流传，成为当今民族团结与进步的源泉。儒家文化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思想进一步传递了“和谐求稳”的文化认同心理。无论是朴素的辩证法，还是“阴阳道合”的规律总结，都是去两极化的、稳定的文化追求。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劳作实践中，集所有物质与精神的传承和积淀，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漫长历史中守护与传承着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