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考古见证成都自古就是开放之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5月14日对外公布，一项在成都平原东南缘的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建设地历时5年的考古发掘，共发现了超过6000座古墓！这些墓葬遗存年代延续跨度长达2000多年，没有大的时代断层，堪称埋藏于地下的半部“四川通史”，是四川地区珍稀的通史式古代墓地。

　　2015年3月，新川创新科技园开建之前，按照惯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园区进行例行勘探，不仅发现有新石器末期居址遗存，还发现了大量古代墓葬遗迹。经过5年的考古发掘，6000多座古代墓葬和大量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古代成都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今人眼前。

　　数以万计的文物：堪称半部“四川通史”

　　此次出土数以万计的陶、瓷、铜、铁、玻璃、石质等不同材质遗物，其中以战国末期“郫”戈、西汉时期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新莽时期错金“一刀平五千”钱币、东汉时期画像石棺、晋代印度-太平洋珠等遗物最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在发掘的战国晚期岩坑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在铜戈装柄部位刻有郫县(今郫都区)“郫”字的郫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介绍，整个铜戈的风格有着明显的秦代特征，小篆体的“郫”字则是在铜戈铸造之后再镌刻上的。

　　“一个‘郫’字告诉我们，这个戈的置用地是在郫。秦灭巴蜀之后，在汉中郡设立了三十多个县，郫县(今郫都区)是在比较早的一批中，这是郫县(今郫都区)得名最早的实物资料。”左志强说。

　　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雨茂看来，“郫”戈既可能是在郫县(今郫都区)使用的器具，也可能是从郫县(今郫都区)外销的器具。“可以看出，秦灭巴蜀之后，秦国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工匠来到成都，能看到当时整个制造业的繁荣。”

　　此次出土的一枚铅饼背面印有龙纹，正面印有外文，还有两处戳记，里面有一个“少”字。“我们推断这和汉代皇家的老师——少傅有密切关系，很可能证明这是汉代皇室铸造的货币，用来与西方进行交流。结合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史实推测，这枚龙纹铅饼很可能与北方丝绸之路有关。”刘雨茂解释说。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在一个墓中发现了一堆彩色珠子。“珠子发现的位置在墓主人胸、胫的部位，我们推测这是一个项饰。”左志强说，珠子的制作工艺和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曼泰港等地的玻璃制作工艺相似，学术上将此类玻璃珠称作“印度—太平洋珠”，进入四川的可能通道有两个，一个是南方丝绸之路，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出土文物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这也是我们通过很多考古实物资料证明的，成都平原从古至今不仅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反而一直频繁开展对外交流。甚至可能因为成都平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对外的交流要比对中原地区更多。”刘雨茂说。

　　保存完整的单室崖墓：复原汉末蜀地丧葬习俗

　　此次考古发现的6000余座古代墓葬，墓葬类型主要为崖墓、岩坑墓、砖室墓等，时代自战国至明代，丰富了四川地区唐宋墓葬类型，增添了明代早期品官墓资料，为探索成都平原崖墓演变、汉晋广都城聚落、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古代四川社会变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蔚为大观的实物资料与历史信息。

　　在新川创新科技园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300余座古代墓葬，其中编号为M94的墓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一座罕见且保存完整的汉末三国时期中小型单室崖墓。该墓未被盗掘，随葬器物丰富多样，原始摆放位置明确。墓室布局、功能分区较为清晰，不仅具有镇墓、礼仪、灶祭、仓储等公共职能，也有各自独立的由祭祀模拟与葬具构成的埋葬空间，更难得的是墓葬不同功能区器物组合与特征显示出下葬先后顺序。

　　该墓为一座横穴式单室崖墓，墓葬残长达37.4米，结构由墓道、墓门、主室、侧室、耳室及附属设施组成。

　　主室平面略呈长方形，随葬品按空间布置可分为前、后部。前部左前近墓门处有操蛇方相俑、蹲坐狗俑，右前为持盾俑，左右两具立俑。左壁有灶台、案龛。推测主室前部功能设置主要为该崖墓内不同墓主所共享的生前生活礼仪、死后驱鬼镇墓的空间。

　　主室后部残存陶棺内随葬大量钱币及银手镯、银戒指，推测墓主性别为女性。侧室后部有一具木棺葬具，保存部分肢骨，棺内随葬有大量钱币以及鎏金铜环首刀、铁削刀等生产工具，墓主腰部似有一组成串钱币环绕。经鉴定，墓主性别为男性，身高约163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