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启发了《达·芬奇密码》，影响了帕慕克，但你还是读不懂他的书

　　发于2020.6.29总第953期《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是《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意大利出版商推出了此书的新版。在中国内地，作者于2012年所做的修订版也刚刚上市。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自《木偶奇遇记》以来，再没有一部小说能像《玫瑰的名字》这样，成为风靡全世界的现象级图书。它是一位哲学家所写的学者小说，却征服了大众市场；它明明是一具赤裸裸的后现代肉身，却披着侦探小说的合体血衣；它的主人公有着最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比繁杂的知识迷宫，远远地离开了真相。

　　作为侦探小说

　　故事发生在1327年，我们首先结识了本书的叙事者——梅尔克的阿德索，他原是本笃会的青年见习僧，此番跟随他的老师、方济各会修士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来到意大利北部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开会。意大利国王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各自派出了使团，准备在此晤面，商讨关于耶稣是否清贫、出家人是不是越穷越光荣等神学争论，试图调解帝权和教权的冲突。

　　可是，威廉师徒在抵达修道院的第二天，就遇到了残忍而离奇的谋杀案：“已是黎明时分，茫茫积雪把整个台地映照得更加明亮。在唱诗堂与牲口棚之间的空地上，即头天矗立着的盛猪血的大缸里，有一个近乎十字架的奇怪东西倚靠在猪血大缸内沿上，就像是两根插在地上、挂着破布条以吓唬麻雀的大桩子。那是两条人腿，一个脑袋倒栽在猪血缸里的人的两条腿。”

　　更可怕的是，谋杀接连不断。除了大猪血缸，在悬崖下，在浴缸中，在药房里，尸体接二连三地出现，有摔死的，有毒死的，还有叫浑天仪给活活砸死的。我们看到一具接一具的尸体，一桩接一桩的犯罪，一件又一件的秽行，一条又一条谜语，一个又一个阴谋，而在这些血光和乱象的背后，是僧侣们对宝石、书籍、知识、真理、男身、女体、食物乃至火刑所产生的种种狂热的欲望。

　　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做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很快投入了谋杀调查。他宛如家住贝克街221号B的福尔摩斯，就连“巴斯克维尔”这名字也来自福尔摩斯办过的一件大案，载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梅尔克的阿德索则是威廉的助手和故事的叙事者，正像约翰·华生是福尔摩斯的助手和叙事者一样。

　　修道院的院长警告威廉师徒，万万不可踏足院内的藏书楼，否则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这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由谜语、哈哈镜、迷宫般的楼梯和瞎眼的老院长豪尔赫(他的名言：“藏书馆是真理和谬误的见证。”这也是一个必然会让人联想到晚年失明的阿根廷大作家、国家图书馆馆长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物)精心守卫着。谋杀案起初似乎循着《圣经·启示录》的指引，不可逆转地连续发生，福尔摩斯式的推理却将威廉引入了破案的绝境，幸亏阿德索无心插柳，帮助老师及时转向，全力追踪馆中收藏的一部旷世奇书——传说中早已佚失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

　　作为学者小说

　　《玫瑰的名字》是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大众媒介学者翁贝托·埃科的小说处女作。

　　而在开始写小说之前，从关于圣托马斯的博士论文开始，埃科已有三十年的中世纪研究经历。

　　“直到1978年，我都完全心满意足地当我的哲学家和符号学家。”他在一次讲座中说，“有一次，我甚至带着一丝柏拉图式的狂妄写道，我认为诗人以及其他艺术家都是他们自己谎言的俘虏，是模仿仿制品的仿制者，而作为一位哲学家我则有幸能进入真正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但他心中暗藏着讲故事的激情，或者说，他想写小说，于是就写了一部小说：“我从1978年3月开始写，被一个源于原始冲动的念头所驱使：我想毒死一个修士。”

　　他开始看19世纪法国医生奥尔菲拉所写的《毒药论》，再读中世纪的编年史，从中寻找合适的、教喻式的口吻——中世纪编年史家热衷于每次指称某物时“都要引进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并决定选择一位“华生”作为小说的叙事者，同时引入一个四层的嵌套结构，让阿德索的原始叙述通过某位马比荣修士的拉丁文手稿，再经某位瓦莱神父的法语译本，辗转到达某位埃科——即本书作者的手中，由他加以考证、整理并翻译成意大利文而付诸出版。这个过程当然是小说家的障眼法，一方面应了塞万提斯说过的那句老话：“在自己的大衣掩盖下，可以随意杀死国王。”另一方面则暴露出它的后现代特征：文学作品并非基于原创和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仅仅是其他文本的混合。或者用埃科自己的附注：“我就是这样再次发现了所有作家一直了然于胸(并且告诉过我们不知多少遍)的事情：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