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说家乡话吗？代际传承断裂，方言濒危

　　乡音无改：方言保护与传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发于2020.7.06总第954期《中国新闻周刊》

　　“ 师太说，师太明朝，要去断命的‘红房子’吃中饭⋯⋯先要领到断命的就餐券⋯⋯小毛说，师太要吃西餐，让我先排队。师太说，是呀，乖囡。小毛说，我先跟姆妈讲。张师傅嚓嚓嚓剪头发说，讲什呢讲，做人，就要活络。师太说，可以讲，就讲⋯⋯”这是金宇澄2012年出版的小说《繁花》中，身居沪西一处弄堂里的小毛最初出场时的场景。《繁花》通篇以多为三至七言的短句、极具上海韵味和节奏的话本体，铺陈开一幅横跨近四十年、展现市井和世俗百态的沪上“清明上河图”。

　　满纸沪语是《繁花》最为引人关注的特色。金宇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选择方言和话本体叙事，是他为了应对国内长期以来泛滥的译文腔所作的实验，运用方言更能生动展现人的丰富性，表现地域特色。

　　方言源于古汉语，是在人口由北向南、由东至西屡次迁徙、聚居，行政区划等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变体。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维系着不同人群的情感寄托和身份标识，是每种地方文化的独有代言和特别载体，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流变。

　　中国有着北方官话、晋语、吴语、闽语、赣语、粤语等十大汉语方言，包含97 个方言片，共101 个方言小片。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推广普通话等多种因素，方言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大不如前，如今，包括吴语、闽语、粤语在内的多种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生存危机。

　　方言是一条流动的小溪

　　写《繁花》时，金宇澄历经了一段从普通话思维到上海话思维的转变。自1988年进入《上海文学》做编辑来，到《繁花》创作之前，他已有20年左右没有写小说，《繁花》更是首次尝试沪语写作。但适应之后，他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用“家乡话”写作的自由。从最初写两三个人物间的对话，到小说快终了时，他可以驾驭梅瑞组织的饭局上三十多人的喧哗。

　　金宇澄将话本体兼具方言叙事的写作称为上帝给他的礼物。在他看来，语言是作品最要紧的要素，方言能赋予作者的创作以独特性。除了阴差阳错用起沪语的偶然性，他同时希望借由沪语写作，给读者展示一个不仅有着“十里洋场”“旗袍”等标签的上海。

　　《繁花》借由数十位普通人的闲话，描绘出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上海的时局变迁及市场大潮下的物欲横流、活色生香。小说中遍布上海人的常用语，比如，表示闷声不吭的“不响”出现达1500余次。听到邻居蓓蒂、阿婆要变成金鱼时，阿宝“不响”；“文革”期间，阿宝好吃懒做的大伯来蹭饭时，大家“不响”；梅瑞和康总约会时，康总不知如何作答“不响” ⋯⋯为了让非沪语读者读懂《繁花》，金宇澄还将不通文的地方加以修改，并保留彰显上海话独特韵味的表达和词汇，例如，阿宝大伯饥一顿饱一顿，到阿宝家吃饭时狼吞虎咽，阿宝小姨称其为“叫化子吃死蟹，只只鲜”；上海人将“事情”叫做“事体”，将“时候”称为“辰光”，“打毛衣”叫“结绒线”“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事情”称作“乱话三千”，“呆头呆脑、言行不符合常理”叫“十三点”。非沪语读者能在其方言叙事进入那独特的时空，上海本地读者在读了小说几句后也会自然而然用沪语读起来。

　　今年75岁的钱乃荣是上海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知名吴方言研究者、沪语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方言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描摹事物时有更精准、细致、丰富的表达。例如上海话“穿马路”用“穿”，“穿衣服”用“着”，“船靠岸”用“靠”，“靠着墙”则用“隑(gāi)”，表示“站”用“立”这个字。

　　在金宇澄看来，方言就像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演变，生动向前流淌，同时为文学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给养。在金宇澄之前，也不乏用方言叙事获得空前成功的例子，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也有不少吴方言。

　　方言的魅力在各类戏曲、民俗文化间有着更立体的体现。在上海，有着原本被称为“滩簧”的沪剧；在苏州，有评弹、昆曲；绍兴有被誉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像沪剧《雷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等作品，都能通过方言更丰富展现人物个性、地域特色，也为研究者分析不同时代方言发音、词汇变化提供了样本。更根本的，方言是这些剧种能得以传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喜剧艺术形式中，方言更具不可替代之功，上海滑稽戏《广东上海话》里，因售货员操一口广东口音的上海话，使得“先生”听起来像“猩猩”，“物事”被听成“木梳”，“触霉头”被听作“吃馒头”，闹出不少笑话。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戏剧与方言》中，对不同方言的不同特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在小品等艺术形式中，方言对于迅速刻画人物，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