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创造力打开诗意的辽阔世界

　　用创造力打开诗意的辽阔世界

　　——关于韩子勇诗集《博格达》及其他

　　韩子勇的写作，可分为“新疆时期”和“北京时期”。前一个时期，他完成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建构。2012年离疆赴京，标志着“北京时期”的开始，这抑或是某种程度上的“后新疆时期”。一个显著标志是他重返诗歌，承接并延续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的爱好和热忱。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博格达》(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思”与“诗”有机融合

　　韩子勇称这些作品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些个人心绪的浮点”。《博格达》意味着他写作身份的又一次刷新。相比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些作品更具个人化色彩和个性化风格——一个批评家、一位学者，其实骨子里是诗人。从“思”到“诗”，《博格达》的综合抒情，是一位批评家诗人或诗人批评家的长调和咏叹。

　　1998年，36岁的韩子勇出版文学批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对“西部文学”的深刻洞察、对地域性的独特思考，是这部专著的核心和基石。之后，韩子勇转向文化研究，关注的母题仍是“西部”和“新疆”，内容包括那里的历史、传统、艺术、史诗、民歌等。

　　纵观韩子勇“新疆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思”与“诗”的有机融合是最大的风格特征。这使他的文字和表达获得了温度，远离了学术研究的枯燥与干涩。叙事、抒情和思辨，在他那里常常是合一的整体性存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他的思考方式和语言风格，呈现出更多浓郁的诗性色彩。

　　因此，这本诗集《博格达》并不意味着一位没有根基和来由的新诗人的脱颖而出，而是持久“潜伏”于批评家和文化学者身份之下的一位资深诗人的显影和重临。

　　对“云时代”的凝视

　　“北京时期”是韩子勇诗歌写作的持续爆发期。工作的变化和生活的变迁，成为改变语言方式和书写方式的契机。这是一个重新发现和自我唤醒的时刻，也是如他所说的“意义的光，划过一道抛物线，过早坠下，快要落到地面、落到虚无了。但也似乎解除了局限，豁然间开阔起来”的时刻。《博格达》是语言减法、思想提纯和抒情莅临的结果，也是“云时代”云下凝神和虚静的产物。

　　组诗《大有》是“北京时期”的代表之作，同时关注现实和内心，思想性和抒情性并重，兼具审慎的独白和锐利的哲思，并且不乏自我考问。一种内省的、辩证的诗学，在他的字里行间游走、驻留：“没有对错和意义/没有捷径和惊喜/命运的锋刃/剥开一切虚情假意/……所有的美/都带一点丑/如同没有完美/如同隐隐的羞愧”(《所有的美》)。这使我想起同一时期诗作中“很多坏/如同好”的辩证和悖论，“世界相安无事/令人心碎/语言很难说清/那种坏”(《很多坏》)，这是诗人惆怅与忧虑之所在。

　　诗的辩证法，打破了二元论和二元对立，是一种百感交集状态，但不是一种无谓的自我纠缠，它同样体现对世界的无限理解、体谅和尊重，因而恍然有悟：“是谁观棋不语真君子/是谁对弈如神着先机”(《黑天鹅》)。唯有“辽阔的孤独，领我到心里”(《光芒万丈的理想》)，这才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光。

　　从另一视角来说，“辽阔的孤独”呈现出一幅奇异的现代性图景：“浩浩荡荡的人类/从眼前通过/善心和恶意/大白话和潜意识/史诗和呓语/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互联网》)。这是一个切身的、富有洞见的观察，体现了诗人的史诗视野和现实关怀。“云时代”是地域、历史、现实和虚拟世界并置的时代。“云时代”似乎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种种界限和壁垒，似乎充满了没有交流障碍的“群岛上的对话”。但是，新的疏离、冷漠和虚无，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岛”。自我，亦以分裂而合一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诗人充满狐疑和警觉，“从流言到嘀咕/从八卦到阴谋/消息的大洪水/铺天盖地/淹没人寰”(《消息》)。在“消息的大洪水”中，靠岸、登陆和救赎，似乎需要依靠“怀念”来实现：“我很怀念/没有消息/缓慢平静/阳光灿烂如七星瓢虫/一动不动的日子”(《消息》)。

　　对新疆充满拳拳深情

　　当然，“北京时期”并没有与“新疆时期”割裂，诗歌中内在的血缘和经脉没有断裂，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一条大水下来的。“北京时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后新疆时期”。是的，“新疆”是《博格达》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