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如果生活中没人需要你，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

　　就会发现，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

　　阎连科。图/受访者提供

　　阎连科的消失与浮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7.20总第956期《中国新闻周刊》

　　近五年中的大多数时候，阎连科生活在香港。他住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一栋170平方米的房子里，窗外就是大海。阎连科在这所学校担任客座教授，一周上半天课。没课的日子，他早晨起来写作两三个小时，下午翻翻书，睡个午觉，晚饭后在海边散步。

　　如果内地有活动需要参加，他就随时买票飞回来，活动结束再返回香港。那边安静，他也不参加聚会，溢出文学圈子之外，每天听着海浪声写作，是这位长于河南以书写苦难成名的作家不曾想象过的奢侈。

　　阎连科两地往返的生活状态，正如他近年作品的处境。大致从2010年起，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小说作品，多在海外出版，而在内地，去年，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速求共眠》，动静不大，最近又出版了长篇散文《她们》，倒是备受好评。几本在海外出版的作品中承载着他的文学野心，而在内地出版的书籍中，他乐于流露一些深情，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修复与内地读者的关系。他不想成为这片大陆的陌生人。

　　她们

　　香港科技大学附近的海边，阎连科时常和教授刘剑梅一起散步。刘剑梅是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是著名学者刘再复的女儿。两人谈及最多的是女性主义的话题。聊久了，阎连科萌生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一本家族女性的书？

　　11年前，阎连科写过一本名为《我与父辈》的散文。书卖得很好，出版界的朋友建议他顺势再写一本家族中的女性。阎连科觉得很难突破既定框架，就没动笔。

　　直到那天在香港的海边，他觉得或许时机到了。他去刘剑梅的办公室，拿走七八本女性主义的著作。此前，阎连科对女性主义所知甚少，“就翻看过波伏娃的《第二性》，那也是因为波伏娃有名，而非对女性主义有兴趣。”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与《我与父辈》中纯粹的家族故事相比，这本写作女性的书《她们》，有更大的野心。阎连科在设定书籍结构时，有意专门辟了一章写作一个名为“第三性”的自创理论，在阎连科看来，由于环境、文化、政治等差异，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的解释力不够。

　　阎连科的另一野心，是用《她们》写作中国的四代女性。写作80后一代女性时，阎连科觉得如果写家人，会与上一代女性相差不多。于是，他将目光放在家族之外，在书中写作了9位家族外的女性。她们的行为均溢出乡村生活的常轨，比如：为了赠给情人100块表去卖淫的赵雅敏；被家暴后杀夫，将丈夫埋尸厨房的王萍萍；鞋柜里有20多款名牌鞋，奢侈品包包挂满卧室四面墙壁的杨采妮。这些人中很多都来自朋友们的讲述和介绍。

　　按照中国传统散文的逻辑，像这样的书大多是对家人、亲人、朋友的书写。而阎连科这本书，写作范围已经超出自身经验，有人将其归为非虚构。阎连科不太认同这种归类，“中国最需要非虚构，但非虚构在中国又最行不通。”阎连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年来，“冠姓权”“单身女性冻卵”，几乎是网络上最热的公共话题。女性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歇，阎连科的这本《她们》有些莫名其妙地踩中了热点。他在其中对于家族女性的温情描述与赞美，以及作为男性对于女性的忏悔与反思，让诸多女性读者颇为赞赏。但阎连科觉得自己这本书与那些热点其实毫无关系。

　　他不太关注那些虚热的讨论，倒是借由《她们》的写作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大多能被归纳为“女英雄”“贤妻良母”“荡妇”三类，这显得粗暴又狭窄。阎连科在以往的写作中，也从未在意过女性主义视角，但如今，他开始有了自觉意识。

　　阎连科长篇散文作品《她们》。

　　自由与消失

　　《她们》是阎连科近10年写作的第14本书，但只是在内地出版的第9本书。未在内地出版的书中，包含三部长篇小说：《四书》《日熄》和《心经》。这三部小说的写作，他完全不考虑出版诉求，只考虑文学野心和写作的自我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