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隐匿群体”二本学生：普通 谷底 折腾 摩擦

　　我就是二本生

2010年，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

　　普通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好小啊。”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但这里不用。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噼里啪啦响上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更接地气”。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沈毅星读经济学，“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他记得有人说，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如果一直在基层，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