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毕业生落户新政背后的城市化政策风向

　　《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昨日正式发布，明确提出将之前“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可直接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通知中所指的“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因此，四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上海。这番操作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政策。

　　高学历的人可以创造出更多价值，为地区做出更多的经济贡献，这实际上是一种外来人口对身份的赎买。这种赎买支撑起了一个地区的户籍价值。以深圳为例，一个小渔村，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进行身份赎买，让当地身份的价值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诸如上海这类老龄化城市，在现收现付的社保压力下，放宽对外来人口的身份限制，实质上就是放开对身份的赎买，进而维持上海本地身份的价值——高社保供给。设想一个形象化的场景：一个有着养老、医疗压力但无需教育资源的上海老人，通过出卖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资源换取了医疗资源。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身份赎买从数量上稀释了当地身份，但实际上却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支撑了一个城市的户籍身份价值。

　　这种操作当然会筛选高价值人群。如果把避免过于快速的城市化冲击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理论上，留住这种人群，更公平也更高效的方式是看一个人缴纳的社保、个税，以创造的财富论身份。相对来说，直接以毕业学校来判断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一方面涉嫌歧视，另一方面，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并不一定能在上海创造出政策预期中的财富。

　　此次通知出台后，很多人说，在过去几年各地的人才竞争中，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终于有所动作了。实际上，从更大范围来看，这某种程度上可能预示着中国城市化政策的转向。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释放内需活力。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提高收入，与此同时也增加消费，从而促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循环。在城市溢价效应中，小城市比农村强，大城市比小城市强。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也必然需要从之前的城镇化转向都市圈，最终过渡到更集中、规模效应更强的城市化、大城市化。

　　8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的参会引发了关注。陆铭引发关注，是因为他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持大城市化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大，而是被控制得太厉害，应该更大，中国人口集聚还可以加强。

　　见微知著，陆铭参会，或许意味着以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为目标的新一轮城市化政策正在发生转变。北上广深会再次张开怀抱，欢迎年轻人，欢迎所有人。

　　作者 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