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岛”文坛披荆斩棘——孙冶方与抗战初期上海地下文委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不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落入日寇的魔爪，但上海的租界，由于隶属不同国家管辖，日军不能进入，故被称为“孤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利用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势发展起来。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上海参与领导了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此‘孤岛’上艰苦斗争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成绩尤其灿烂”

　　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杨树浦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

　　这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已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它的范围是：东至黄浦江，西达法华路(现名新华路)、大西路(现名延安西路)，南抵民国路(现名人民路)，北临苏州河。英、美、法等国军队在租界边界边沿装置铁门或铁丝网，并构筑工事。

　　其实，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在政治上并不“孤”。虽然，此时已不处于中国政府和抗日力量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由于上海租界的控制者英、美、法诸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因根本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矛盾和对峙，又由于日军毕竟尚未进入租界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利用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状，通过各种形式发展起来。

　　在“孤岛”内，抗日言论未受到完全禁止，一度形成了独特的抗日“孤岛文化”。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爆发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上海的“孤岛”时期随之结束。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上海党组织，只留下中央特科情报组织和一些人数很少、分散进行着隐蔽活动的党员。党中央先后派潘汉年、冯雪峰到上海，通过鲁迅和文艺界秘密地寻找这些个别活动着的党员。1937年11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员会，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组成，刘晓任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兼党刊主编。省委成立后，展开了“孤岛”时期新的斗争的一页。省委的工作以上海市为重点，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省和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地下党的工作，还担负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

　　针对上海沦为“孤岛”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指出：“上海沦陷后，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饥饿、流浪的痛苦，将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间的矛盾，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地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扩大群众基础，发展党的力量。

　　1924年在大革命时期便入党的孙冶方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后一直被王明宗派所拒绝接受。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他的组织关系重新接上，并担任了江苏省委第一任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叔(巴人)、梅益、于伶等。在上海地下文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原名薛萼果，是江苏无锡县玉祁镇(今属无锡市惠山区)人，生于1908年10月24日。1920年夏，孙冶方考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无锡市连元街小学)。1924年7月，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讲堂的翻译。其时，他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理论。1930年9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在陈翰笙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前往江苏等地调查研究。从此，他便开始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1933年，孙治方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张锡昌、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徐雪寒、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他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曾化名孙宝山、亨利在《华年》《现世界》《新认识》上发表文章，用工厂的实际调查材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脆弱性，指出其中的封建剥削残迹等。

　　在抗战时期险象环生的“孤岛”上海，同为中共地下党员，孙冶方与沙文汉、陈修良、顾准、王元化等结识，并成为终生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