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变人形》：知识分子的“面子”和“里子”

　　从鲁迅剖析民族痼疾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精神塑造就成为近代文学的普遍主题。改编自王蒙同名小说的第五届老舍戏剧节开幕戏《活动变人形》8月20日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于中国家庭悲喜交加的记忆中，翻出知识分子的“面子”和“里子”。  

　　从来主张快乐写作的王蒙说，这部小说是他写得最痛切哀伤的。小说主人公倪吾诚出生于河北陶村孟官屯，祖父追随康梁，要求“放足”，坚持维新革命；母亲鼓励父亲吸食大烟，她对倪吾诚的“爱”是烟枪和母权威慑下的婚姻陷阱。家族的反抗精神与母亲的爱，捆绑纠缠了他一生。童年其实是倪吾诚一生都没有摆脱的困境。当他下定决心想离婚时，却因为留过洋而坚守传统的赵尚同的三个耳光而选择自杀，未遂以后离家出走。倪吾诚一辈子都企图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家庭生活甚至社会。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对于物质文明与短暂精神享受的一种膜拜，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

　　倪吾诚送给儿子的日本玩具“活动变人形”中的“头”其实是人的心灵、欲望和愿望，人的幻想、理想、希望，其“身”则是人的知识、本领、资本、成就、行为、做人行事等，而“腿”则是人生活的环境、地位以及他所站立的环境。倪吾诚这个人物的深意所在，就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扭曲的知识分子模板——自己像个没造好的幼稚人形，走得歪七扭八，还要不自量力去“指导人生”，在存在和合理性之间挣扎、彷徨。这是深深困扰每一个知识分子的阴影。

　　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倪吾诚正是刚刚梦醒，仍迷迷糊糊。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开拓新的道路，也摆脱不了昏睡鼾声的困扰。他逃脱不了做地主的后代、“落后封建妇女”静宜的丈夫；逃脱不了做从小得不到文明教育、希望渺茫的下一代的父亲；逃脱不了所有“文明理论”都不堪静宜一句冷嘲热讽的尴尬；逃脱不了一生不得志、穷困潦倒、郁郁终老的命运。他有沉于幻想、对现实绝不苟且的激情疯魔，所以他在别人眼里是又疯又傻、堂·吉诃德寄生虫窝囊废老天真的复杂混合体。

　　倪吾诚懦弱妥协的性格，根本不敌姜家大姨子和岳母势不可挡的谩骂井喷。寡居的姜氏母女从来没轮上丝毫改写命运的权利契机，也从无半点发声机会，话术属于宗族群长、先哲规训，伦理教条牢牢统辖生命。她们发现谩骂居然是一瞬间的自由迸发，这种唯一的挑战能捍卫权益、抒发郁结，甚至是自我造像、树立威严的正当出口。让姜静珍骄傲和怀恋的是她自己和母亲面对宗族的欺负，三天三夜不重样的谩骂。谩骂能打通任督二脉，在穷极困顿的现实中，体会到权力支配、论断评价犹如万箭齐发、所向披靡的主权感。只有在排山倒海气贯长虹的精神臆想中，一个女人饱读诗书的见地、辞藻文采的积累、机敏凌厉的才智，才终于走出揽镜自怜的幽怨时刻至暗深渊。在仇恨中成长壮大，在仇恨中燃烧力量。

　　倪吾诚的十岁女儿承受委屈和轻视最多，除了自觉地把好东西都让给弟弟，经年累月的凌虐伤害最终在年三十导致了歇斯底里的崩溃。然而这个全家最可怜的孩子，面对父亲给她买的帽子和蛋糕，却令人触目惊心地冷嘲热讽厌弃鄙夷，全盘接受了母亲那套以物质衡量人生的经济哲学。“多费钱！”——这句妈妈的口头禅，迅速剥夺了两个孩子对世界的感知，如同肃杀的寒冬让一切天真烂漫的花朵凄然败落。深深的挫败淹没了倪吾诚所有的爱和希望。

　　倪吾诚教导儿子不要埋头老朽书籍，要玩耍游戏、度过无忧童年。这段充满明亮慈爱的文明之光，突然被倪吾诚回忆儿时的孤凄切入，儿子触景生情陡然跌入悲伤——无论文明教育付出多少代价，生命周而复始都逃不脱没有爱的童年。父亲为了逗儿子高兴，情愿当马、让儿子推搡自己。满脸挂泪的儿子破涕而笑。舞台上这对父子的情感转变令人悲从中来。一代代孩子在生命之初该有的欢愉，都轮回到一样可怜无助的生命黑洞里。

　　作为改编自文学原著的一部戏剧作品，《活动变人形》的舞台呈现从气氛、主题开掘和人物深度上，都止于表面过场，也疏于当代精神的把握，对倪吾诚的劣根性基本略过：半瓶子醋的虚浮学识，凡事逃避动摇，没有独立见解，不顾家人生计，夜不归宿也要去倾吐精神苦闷。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倪藻只是一个面目含混不清的旁观者，这使得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主题探讨在现实的延展中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