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手札正越来越多进入人们的日常视野

　　古代名人手札正越来越多进入人们的日常视野

　　“当时只道是寻常”

　　孙丹妍

　　具有历史与艺术双重价值的古代名人手札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普通手札，却引起了今天观众和收藏者的兴趣、关注与喜爱。  

　　书信，在古代最初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后来变成承载思想与感情的载体，在电子时代的当下成为供人欣赏与研究的文献和艺术品。它小而又大，熏染时代的风云与碎屑，映射生活的甘醇与涩苦；它浅而复深，所说无非身边人、眼前事，所关却有可能是一个时代起落，一场兴亡的始末。现在已经不大有人写信了，电话微信，咫尺千里，云水不隔，是科技的大进步，交流的大便利。车马慢的时代远去了，哀叹不必，怀想却不妨。若偶尔有兴趣可执笔作书，表达亲人之间“家书抵万金”的牵挂；倾诉伴侣之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情思；畅述友朋之间“此夕我心，君知之乎”的眷念。彩云散复聚，鱼雁偶往还，也便算不负千载幽情。

　　前不久，赵孟頫的早期书札《与郭右之二帖卷》在经历漫长的一个多小时的竞拍后，以2.67亿元人民币成交，杜甫“家书抵万金”的句子，在此时已经根本不能说是夸张的修辞手法了。同一场拍卖，傅山致魏一鳌的十八通书札以1380万元人民币成交。而之前的另一场拍卖会，包括徐有贞、李东阳、文徵明、祝允明在内的六十余家近百通的一部明人尺牍册，拍卖成交价高达5175万元。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门书札特展》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艺术机构和图书馆推出的古代名人专题性手札展也大热。近日，上海博物馆还在战“疫”之际，推出网上展览《遗我双鲤鱼——馆藏明代书画家书札精品展》。这些各具特色的书札展引发观众寻根追源，通过手札去全面了解书写者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从这些古代名人手札堆里捡拾历史与艺术的吉光片羽。

　　手札也就是书信

　　手札也就是书信，之所以称之为“札”，是因为在古代纸张尚未普及之际，常用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狭长条状的竹片或木片，竹片的称“简”，木片的称“札”或“牍”，所以，也叫书简、书札。这些木牍据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规格，但多是三寸宽、一尺左右的长度，因此就有了尺牍的名称。那时的一封书信，通常是两块木牍，写信的时候，先在下面的木牍上写上要说的话，然后在上面盖上另一块木牍，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名字，最后用绳子从中间将两片木牍捆扎结实——这绳子便叫做“缄”，后来说的“三缄其口”、“缄口不言”，出处即是这里。为了防止信被别人拆看，在绳子打结的地方还要封上一块青泥，盖上玺印，就是封泥。这样，便可以将信交付使者传送了。后来轻便的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牋”和“笺”就是小而华贵的纸张，不过普通人却用不起，“欲寄彩笺兼尺素”还真要像晏殊这样出身的世家子才行。

　　写在小幅的绢、帛等丝织物上的信，叫做尺素，汉乐府中有脍炙人口的《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乐府诗言辞浪漫而风调朴素，实际上非常写实。“双鲤鱼”并非真鱼，是装信札的木函套常被雕刻成鲤鱼的样子，“烹鲤鱼”也不是剖腹刮鳞，而是打开函套，取出书信的意思。有趣的是，这层意思自古就被曲解。《饮马长城窟行》收录于《昭明文选》，唐开元时，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解《文选》，元末明初刘履也有选注，这是两个较为有名的注释本，他们讲到这首诗时，都认为古人真的把书信藏在鱼腹中，由此还联想到秦末陈胜起义，把写着“陈胜王”的帛书放在鱼肚里，以威服众人的事。无怪明代第一才子杨慎要讥嘲他们是痴人证梦。

　　然而，鱼腹藏书随流水，脉脉千里寄相思，是多么别致而浪漫的事，诗人们并不介意把它想象成真的。刘禹锡“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有着点儿犹疑的怅惘；白居易“别后双鱼难定寄，近来潮不到湓城”，是掺着一丝哀怨的释然；岑参“双鱼莫不寄，县外是黄河”，是满怀希冀的切切叮咛；总是李白一贯谪仙人豪迈清贵的派头，“汉口双鱼白锦鳞，令传尺素报情人”仿佛水里的鱼儿也遵从他的差遣。

　　书信也称鱼雁，“鱼”的来源是浪漫的诗歌，“雁”的出处却是严肃的正史。《汉书·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数年之后，汉朝与匈奴和亲。汉昭帝要求放归苏武等使者，而匈奴谎称他们已死。后来随同苏武被扣留的属官常惠寻机会见到汉朝使者，教他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到一只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面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使依言责备单于，单于既惊且歉，于是释放苏武归汉。原来所谓的“鸿雁传书”是一个外交上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