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作家 如何给未来留下有共识的经典

　　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和经验的同质化，成为新一代作家面临的普遍质疑

　　不拘泥于“十”或者“五”年划分出一个代际，我更愿意把改革开放前后出生和成长的数代人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如果考虑到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精神上成人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生于1970年以后的都放在这个群体里看，因为差不多是从改革开放元年，1970年出生的孩子开始进入学校念小学。

　　从1920年代出生的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陆文夫等到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格非、迟子建、毕飞宇、麦家、东西、艾伟等，即便不溢出他们的生理年龄，他们书写改革开放时代都有“改革开放之前”被带入进来，无论是《李顺大造屋》《美食家》，还是《生死疲劳》《秦腔》《空山》《繁花》《活着》《兄弟》《平原》《春尽江南》《越野赛跑》等等，莫不如此。对他们而言，“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时代同在一个绵延的历史逻辑之上。而之后的一代年轻作家则不同，如果也要像前辈们建立过去和现在的历史逻辑，则是回溯式的，弋舟的《随园》、徐则臣的《北上》、葛亮的《朱雀》《北鸢》、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张悦然的《茧》、默音的《甲马》……这些小说都涉及到在家族世系或者中国现当代史之上识别“我是谁？”

　　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向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117位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发去调查问卷，提出了10组问题。其中问题八：“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个人经验吗？”1985年和1970年，中间隔了15年。提问者和回答者想象的“历史感”似乎都理所当然的是“却顾所来径”，即年轻作家能不能写超出他们生命长度和经验的“过去”。而且，按照我的揣测，问题的设计者可能还预设了对年轻作家不写“过去”的质疑和诘问。

　　但需要辨析的是，所谓的“历史”既可能是“过去”，也有可能是同时代的历史逻辑和肌理。因此，写当代也有可能就是写历史。

　　至于现实感的匮乏，则可能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计量轻与重？单单说年轻作家不写“现实”显然不符合“现实”。“匮乏”一定意义是参考了文学史和审美惯例，我注意到批评家经常会指责越是年轻的作家们越沉溺于小确幸、小忧伤。我们的文学传统，计量一个作家书写现实的重量所取的单位可能是各种所谓的“大”，而且在过去和现在对比上，也习惯强调现在和民族记忆等量之“重”。一旦年轻作家的“现实感”不能在这两个重量级上满足想象，可能就会被诟病为“匮乏”和“同质化”。

　　和前辈作家们将当代作为过去迤逦而来的当代不同，年轻作家在当代写当代

　　和前辈们相比，什么是年轻作家理解的历史和现实？班宇认为：“一个人的变革可以由外部催生出来，那些荒诞的景观、动荡的时代，确实值得书写，但也可以完全是个体精神上的，这种也很剧烈。卡佛、耶茨、厄普代克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的波动，但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挖掘。”这种个人化、内倾化和精神性的历史和现实，孙频定义为“共同的隐秘的伤痛感”。可以简单地对照下，班宇、孙频等最近小说中的“下岗”，和199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大厂小说”，或许就能理解年轻一代的文学观。

　　从审美革新的角度，予历史和现实个人化、内倾化和精神性，可以有效节制“时代”成为标签。标签化进入到文本的“时代”可以举郭敬明的《小时代》做例子。或者说，郭敬明只是某个时段的文学症候。大都市的“时代”被标签化，在郭敬明之前的卫慧、棉棉和安妮宝贝都曾经这样去做，只是郭敬明更赤裸裸更无所不用其极而已。《小时代》把有可能的新兴城市的洞见换成利益的精明，棱角粗粝的“时代”也被精心地打磨成“时代的贴片”。

　　并不都是《小时代》这样的“时代的贴片”，近几年青年作家的小说有一些把时间标志得特别清楚，而且有的时间跟时代都对应得特别紧，比如路内的《雾行者》、周嘉宁的《基本美》、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逍遥游》、七堇年的《平生欢》、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鲛在水中央》、张玲玲的《嫉妒》，等等，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为什么他们普遍地不去暧昧时间？一批小说都有了类似的东西不是很偶然的现象，我们需要思考每一个具体的时间对作家的文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面有些可能是小说技术层面的，涉及年轻一代作家对大时代大历史之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命运史和精神史的处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1980年以来“新历史”“新写实”等文学遗产的回响。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些时间确凿的文本，包括所有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察和表达，这些年轻作家似乎正在努力命名他们自己生焉在焉的同时代。进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和前辈作家们将当代作为过去迤逦而来的当代不同，这些年轻作家在当代写当代。

　　个人的小编年史和“微观的精神事件”，如何获得与稠人广众休戚与共的命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