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故居今安在

　　2020年初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纷纷拿出实际行动为武汉加油。有文史爱好者发现，“武汉加油”四个字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巧合。根据民间的说法，“加油”二字的来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张瑛的贵州官员有关。张瑛退职还乡后，每晚背着油篓子走在贵州安龙的街巷，看到哪家有书生点灯读书，就从油篓子里舀上两勺菜油，加在油灯里，鼓励书生用功读书。张瑛就是张之洞的父亲，而张之洞后来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

　　“加油”这段掌故的真伪有待考证，但是张之洞对武汉的贡献却是名载史册。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任湖广总督的十多年里，他在武汉三镇大兴实业、修建铁路、建造工厂、发展教育事业。他所做出的政绩，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武汉。比如，他当年创办的自强学堂，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这一年，他已经71岁了。张之洞回北京后，府邸安置在地安门外的白米斜街。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座深宅大院，历经沧桑，多次更换主人。如今，它又是什么模样？

　　当年故居为中西合璧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对面是北海公园北门。从白米斜街东口走入，来到11号门前，广亮大门前的上马石、八字门墙以及大门对面矗立着的高大影壁，昭示着昔日院落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这便是当年张之洞从武汉回北京后的府邸，它东头的7号院当时则是张之洞的私家花园。如今，这两大院落间有门相通，有路相连，而且还设有旁门直通什刹海岸边。

　　当年旧宅规模如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2009年出版)一书中，描述了张之洞旧宅的整体格局：“宅园格局宽敞，横跨四路院落，中路是住宅主院所在，设有四进院子，各有正房和东西厢房；东路院辟有花园，大门位于东南角，院中堆有一座假山，山上建有凉亭，山下曾经挖有一片很小的水池，旁边种植着繁盛的松柏花草……”读罢这些文字，不难感受到张之洞旧宅的“深”和“大”。不过，故居总体结构虽承袭了老北京四合院风格，但细究其建筑，却发现它与传统的四合院略有不同。特别是在院落北边所建的观景楼(也称之为“绣楼”)，透露出不一样的风情。

　　有文字记载，1907年，张之洞从湖北奉旨入京，位于白米斜街的私邸并非新置，且略显陈旧。于是湖北善后总局专门拨款两万两白银，对该宅院进行了彻底修缮，并新建了砖木结构的二层观景楼。观景楼是前廊后厦的结构，在楼上可远眺地安门内的皇城，也可观赏眼前的荷花绿柳以及钟楼鼓楼。从修缮旧宅的思路和结果，依稀能感受到“洋务运动”的余温：中西合璧，花园洋楼。

　　彼时的张之洞，颇有声望，他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1909年，张之洞病重，摄政王载沣还坐官轿至白米斜街来探望张之洞。只不过，此时的清廷，已经是风雨飘摇。张之洞去世后不久，清朝也走到了尽头。这座宅院，也跟随时代的跌宕起伏，变换了诸多主人。

　　在百年变迁中，这座旧宅，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中路、东路以及西路的诸多建筑和格局早已不存，当年旧宅里花园、假山、凉亭都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因地制宜建起的民居。

　　观景楼保存还算完整，只是已变成普通居民在此合居，住户们安装了铝合金门窗，为扩大室内居住面积，居民还将观景楼的“外廊后厦”合并到“房间”之内。笔者曾经在走访中发现，二楼玻璃窗上还贴着大红喜字。虽说洞房花烛，龙凤吉祥，但已被“毁容”后的观景楼，却是风姿黯然，老态龙钟。由于该院落并未被列入任何文物保护单位之列，所以也不具有任何“身份”的标识，旧居的保护状况堪忧。

　　冯友兰一家曾住在张氏旧宅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加快侵略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处房子，以备不时之需。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告诉冯友兰，张之洞家后人急于出售祖上部分房产(旧宅的中路院落)。于是徐旭生便从中搭桥，介绍两家洽谈，双方很顺利地成交。

　　由于冯友兰与徐旭升有同乡之谊，所以在房子修缮一新之后，冯友兰就请徐旭升、常维均两家先搬过去住，冯家依旧住在清华园。很多年以后，徐旭升的儿子徐恒回忆说：“我们成了张之洞后人卖房以后白米斜街3号(当时的门牌号)的第一批住户。”(徐恒的《日寇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发表于《百年潮》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