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音荡鹭岛

　　厦门四面环海，因有成群的白鹭栖息，故别称“鹭岛”。岛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溯至唐朝，但厦门的建城史则要晚至明代。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抵御倭寇侵犯，建成厦门城，意为“华厦之门”(厦通夏)。清乾隆《鹭江志》总论里说：“鹭岛者，泉东南岛也，以其为泉之门户，故曰门也”。从历史上看，筑城起即为海防御敌人之门，后又为郑成功“通洋裕国”之门，再后成为进出口、华侨进出之门，如今亦是开放之门。  

　　重教兴学：朱子授业地，陈嘉庚故里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泉州府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迎来了一位叫朱熹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的到来对后世影响深远。

　　朱熹生活的时期，国家佛教、道教盛行，儒家式微，世人过度沉湎于佛老的“清净无为”，难免丧失斗志。朱熹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于是重新求知，拜师李侗，承袭了程颢、程颐二程理学，并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影响后世的程朱理学。

　　在同安县任主簿的四年里，朱熹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他为官勤政，爱民亲民，在这里，朱熹深切体会到为官应该“务实”，而非不作为。

　　朱熹归自同安，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他在同安兼管县学，即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的生员读书之学校。朱熹看到了县学应付科举的弊端，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义理”的终极要义，把握“圣贤之余旨”，探究“学问之本原”，而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为了践行自己的办学主旨，朱熹聘请“议论纯正”“操履坚悫”的学者到县学中任教，还亲自给县学的生员上课。朱熹重教兴学，传道育人，他修孔庙、建书院，扩收学生、增加藏书，在他的辛勤教育下，研究义理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造就出了一批可用之才。

　　800年后，一位吹着厦门海风长大的企业家，同样意识到文风开化对一个地方的重要性，于是几乎将其毕生所得全数用来兴办教育。漂洋过海的侨批，自1913年开始飞向他的家乡集美后，兴教办学就逐步辐射到厦门和华人聚集的海外，再也没有停下来。

　　他就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陈嘉庚一生资助或创办的学校有118所，他在1919年捐助兴办厦门大学时，公开认捐金额是当年个人资产总额的两倍。创办之初的厦门大学，被国民政府称为“基金充足、成绩甚佳，各种设备，亦极完善，方之他处，有过无不及”。

　　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一掷千金，自己却非常节俭。走进陈嘉庚故居，里边摆放着他当年用过的写字桌、靠背椅、蚊帐、鞋帽、手杖，以及一个用缺了手柄的倒扣旧茶杯做的烛台……所有物件极其简陋朴素。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要职的陈嘉庚，人民政府给他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而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他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了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捐资助学的背后，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是贯穿陈嘉庚一生的一条主线。陈嘉庚兴办实业，不是为了堆金积玉，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真心为了报效桑梓、富强祖国。他说：“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遭困难，未尝一日忘怀。”即使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资产不复如前，陈嘉庚为了抗日筹赈，仍然“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贰仟元”，而那时，他所经营的企业已经收盘，自己每月花费不足2元钱。

　　陈嘉庚曾说：“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仍是一样。

　　刚柔并济：郑成功“情结”，林巧稚的梦想

　　登上鼓浪屿，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举目望去，能看到复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挺拔刚劲、高高矗立。

　　在厦门，几乎人人都有“郑成功情结”，这是百姓对他表达推崇和敬仰的一种朴素方式。郑成功39岁的短暂人生里，有十多年时间留给了厦门。他以厦门为口岸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使那段时期的厦门成为闽南最主要的港市聚落。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广为传颂的，还是他收复台湾的壮举。

　　明朝末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目睹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暴行，郑成功内心如焚，当即命令各港口以及有关的地区，不准去台湾贸易，使荷兰殖民者陷于被封锁的困境。面对荷兰军队的近代武器装备及部分将领的畏难情绪，郑成功坚决表示“台湾非吾亲征不可”，亲自率领三万多将士抗衡对垒9个多月，台湾最终回归祖国怀抱。